阅读晓芒

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即将过去。当20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现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些写于20世纪末的文字——《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我当然不敢自比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

本书从我主观上说，并不是（像一般文学评论那样）写给小说的读者看的，而是写给作家本人看的。我希望与这些作家进行一对一的心灵交流，我为我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感到庆幸。我无意成为一个专门的文学评论家，我只是在以这种方式建构我自己、补充我自己、完成我自己。但我的看法和意见如能得到评论家和读者们的重视，包括赞同和批评，我无疑也会很高兴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19世纪末文学界声嘶力竭的“坚守”、“挺住”的呐喊陡然间变得遥远了，上海作家卫慧和棉棉各自出版了她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在此之前，她们的声音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8年《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收入了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香港情人》，她们的小说集都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然而，像卫慧和棉棉这样的作家，与那些纯情的、散文性的作家不同，是必须从她们的长篇小说来反观其短篇小说的；她们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们不是用现成的思想去诠解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去提取和发现某种普遍的思想，相反，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她们是“用身体思想”。这种复杂的思想用短篇小说是很难表达清楚的，而事实上，她们的思想也是从短篇小说的朦胧状态扩展到长篇小说中才变得比较清晰的（如《糖》几乎就是《香港情人》的扩充版）。

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有些作家早就注意到了。尤其是有寻根倾向的作家们，当他们试图回溯我们民族的起源的文化心理中的真相（事情本身）时，总是发现失语（包括无名、匿名现象）。小说的主人公越来越没有名字，除了“我”、“他”或“她”、“我奶奶”、“我爷爷”之类以外，就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是个符号、甚至一个声音、一股气流而已。（20世纪）80年代以“寻根”色彩最浓而在文坛声名鹊起的韩少功，在其代表作《爸爸爸》中即描写了一个天生失语的“丙崽”，他除了会叫“爸爸爸”之外（就连这个字的含义也多半是旁人给它附会上去的），再不能说出别的语言。然而，进入90年代，韩少功力图做一次“获生的跳跃”，即借用某些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概念和视角，重新透视我们民族那沉默的根。这就是他近年来苦心经营的作品《马桥词典》的一个理念目标。在这里，他一反过去将失语现象引向神秘和混沌的致思方向，而力图在不言不语、少言寡语、闲言碎语、疯言疯语甚至胡言乱语中，重新发现语言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力量，来建立我们民族的一门从下（方言）至上（普通话）的语言学或“超语言学”。他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认识世界，我们只能认识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

顾城杀妻自杀的爆炸新闻现在终于慢慢沉寂下来了，唯美主义者似乎都站在为顾城辩护的一边，而道德家们则都异口同声地谴责他违背起码的人性；也有人持一种公允平正的世故态度，主张将这两方面（艺术方面和道德方面）“分开来看”，一面谴责他的道德败坏，一面欣赏他的感受的美丽优雅深沉。整个评论界被这件事搞得要得精神分裂症，但却没有人将这两方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来进行一番深入的精神分析。中国人已习惯于对一切矛盾，包括最剧烈的自相矛盾视而不见。他们在矛盾面前唯一关心的是讨个“说法”好使自己安心，而始终不愿触动自己内心既有的任何一个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