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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元江把建立于童子功基础上的程式化的“意象聚合”视为中国传统戏曲审美意识的最根本的特色，认为西方20世纪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戏曲界造成了持久的文化错位，梅兰芳在艺术实践上之所以还能取得某些成功，正是因为他不自觉地化用了西方戏剧理论的某些提法，其实仍然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审美原则之上的，当他死板地完全按照西方戏剧理论的要求来“革新”中国传统戏曲时，则遭遇到了失败。虽然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点主要在于形式本身的流光逸彩，但以童子功的方式所固定下来的一套程式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因为同一些传统戏曲题材的内容早已固化为心照不宣，人物的性格情感也已变得定型化和模式化，这样才形成起来的。这套形式如果完全脱离了剧中人物的性格情感而卖弄起纯粹的技巧来，它就变成了僵死的空洞形式。中国传统戏曲最初还是很重视打动人的情感作用的，这并不是斯坦尼的专利。必须从这一源头解释梅兰芳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斯坦尼的情感体验说。人类艺术毕竟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梅兰芳的成功与其说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实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现象学还原”。在新文化运动和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刺激下，梅兰芳等一大批艺人在更高层次上（即在普遍人性的层次上）复活了古人寄托于表演技巧之上的情感体验原则，但又不离乎他们基于童子功训练的表演程式，这构成了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综合。

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不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方面，还涉及到审美意识和艺术方面的一些区别，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几乎是从根子上所不同的格局。所以，今天的讲座我想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中西艺术精神的思考。

本书初版已有六年多了，反响似乎还不错。有位作中国哲学的老师对我说，他受益最多的就是这本书，这是最让我高兴的。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通过引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而在中西比较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如果有治中国哲学的学者能够从中获益，这无疑是这一目的的最高层次的实现。回想二十年前，当我写《思辨的张力》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悲观，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黑格尔他们那一套思辨性的方法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头牛，本来是吃草，你要让它喝汽油，怎么可以！但现在，我发现世界已大为不同，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很少受传统的束缚，而敢于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我的书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人，而且以在校大学生居多，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三十年前相比以及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真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自然经济悄然解体的时代，是大学扩招、农民工大批进城的时代，是互联网大行其道、势不可当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那些《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的老古董无可奈何地沦为了笑料，中国人在思维模式上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

本书是在我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有两讲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它们都是根据我以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其中“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一讲也已收入其他文集，但由于它与方法论的关系十分密切，为展示我的有关方法论的思想全貌，这次在这本专门谈哲学史方法论的文集中又再次收入了。

今天给大家讲方法论的最后一讲。这次要讲的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原来发表过一篇《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八大文化错位》，那是在2001年的《福建论坛》上发表的，后来又加了两个文化错位，加了有两千多字吧，所以就把它整理成一个十大文化错位，成为在2002年武大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世界哲学》2002年的增刊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的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博士（LeopoldLeeb）看到了，十分欣赏，征得我的同意把它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德文杂志《今日中国》2003年第22卷上。这篇文章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反省我们中国一百年以来引进西方哲学、引进西方文化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哲学。我们在对西方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文化错位。这里列举了十个方面的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子，试图要厘清我们在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些误解、一些误读。我认为如果把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清除了，对我们今后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局面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拓。因为这十个方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非常地阻碍我们对西方哲学一些基本的概念研究。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