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有些作家早就注意到了。尤其是有寻根倾向的作家们，当他们试图回溯我们民族的起源的文化心理中的真相（事情本身）时，总是发现失语（包括无名、匿名现象）。小说的主人公越来越没有名字，除了“我”、“他”或“她”、“我奶奶”、“我爷爷”之类以外，就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是个符号、甚至一个声音、一股气流而已。（20世纪）80年代以“寻根”色彩最浓而在文坛声名鹊起的韩少功，在其代表作《爸爸爸》中即描写了一个天生失语的“丙崽”，他除了会叫“爸爸爸”之外（就连这个字的含义也多半是旁人给它附会上去的），再不能说出别的语言。然而，进入90年代，韩少功力图做一次“获生的跳跃”，即借用某些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概念和视角，重新透视我们民族那沉默的根。这就是他近年来苦心经营的作品《马桥词典》的一个理念目标。在这里，他一反过去将失语现象引向神秘和混沌的致思方向，而力图在不言不语、少言寡语、闲言碎语、疯言疯语甚至胡言乱语中，重新发现语言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力量，来建立我们民族的一门从下（方言）至上（普通话）的语言学或“超语言学”。他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认识世界，我们只能认识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

顾城杀妻自杀的爆炸新闻现在终于慢慢沉寂下来了，唯美主义者似乎都站在为顾城辩护的一边，而道德家们则都异口同声地谴责他违背起码的人性；也有人持一种公允平正的世故态度，主张将这两方面（艺术方面和道德方面）“分开来看”，一面谴责他的道德败坏，一面欣赏他的感受的美丽优雅深沉。整个评论界被这件事搞得要得精神分裂症，但却没有人将这两方面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来进行一番深入的精神分析。中国人已习惯于对一切矛盾，包括最剧烈的自相矛盾视而不见。他们在矛盾面前唯一关心的是讨个“说法”好使自己安心，而始终不愿触动自己内心既有的任何一个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

从80年代开始，文学界的“阴盛阳衰”便成了一个经常被人谈论的话题。当政治经济的话题从文学主题的宝座上谦逊地退位以后，似乎男作家们也随之被挤到了文学园地的一隅，最精彩的戏都是由“感情化、神经质”（王蒙语）的女性作家们来上演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于它在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上提出了什么新的前景（在这方面，残雪是一个例外），而多半是由于对中国人已有的文化现状和心灵现实作了更深入的挖掘和发现，才在当代中国文学上占有了压倒许多男性作家的优势地位。

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开始小说创作并蜚声文坛的张承志，在其1990年完稿的《心灵史》中宣布：“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心灵史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的确，张承志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主要不是由于他将一个长期以来沉默无语的少数民族的无人知晓的宗教教派向世人生动详实地介绍出来，写得如此惊心动魄，而是由于他在这种介绍中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具有强大震撼力的情绪，那种对世俗生活的强烈鄙视，对精神理想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对一个虚幻神性的狂热的献身精神。

其实，痞子精神在张贤亮那里已经具备着了。当他笔下的章永璘一门心思要返回到原点、回归到原始本能和性与死的同一时，甚至更早，当他在马缨花面前操起粪叉忍无可忍地和海喜喜干仗（《绿化树》）时，他内心根深蒂固的痞子意识就已经觉醒了。表面上，他是在社会最底层受到社会渣滓和劳改犯们的痞性的熏陶濡染，而具有了看破一切的痞子眼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从小受到的文化教养中所包藏的隐秘面在适当的气候环境下的自然滋长。章永璘正如其他许多文化人一样早已被文化造就了“才子加流氓”的秉性。只不过他自以为，80年代他的流氓本性的大暴露是一种文化上的提高和升华（如他说：“把相爱仅仅等同于做爱，人类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升华。”《习惯死亡》第71页）。他自始至终不认为也不承认自己生来有流氓性、痞性，而一直都以一个受过伤害但仍然儒雅而深刻的文化人自居。所以他“渴望堕落”而不能。“他只想去哪里寻副真正的人的面具来戴上，使他能像一个真正的人腰板挺直地活着或死去”（《习惯死亡》第l84页），因而他没有真正看透中国人、至少是中国文化人的这种完全无望的绝境，只好用自欺来糊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