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的。但只有把孤独视为“我之为我”的根本，而肯定并且需要这种孤独，这才是一个人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的标志。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感到过这种需要，他就是在人格上不成熟、未长大的。在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中说体现着的移情、拟人或交感的心理活动，本身还只达到对人的孤独性的否定性意识：人还忍受不了一人独处，他从情感上自然地倾向于将一切对象都看作自己的同类、同伴，他需要有一个倾诉衷肠的对象，能和自己发生共鸣，他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团体、乃至全宇宙的一分子，全宇宙与他齐一，与他“共在世”。

移情作用是人类精神生活开始萌发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标志。在情感体验上把一个对象（不论是人还是物）看作与自己是同一的、有同感的，这要远远先于对别人、对世界的认识性把握，或者说，对世界的认识性把握正是在移情作用对世界做体验性把握中，才逐渐萌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用标示客观事物的性质如热、温、苦、坚等等来描绘人的感情特质：热烈、温柔、痛苦、坚定；但其实语言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恰好相反：只是由于人将主观感受类比、推广到客观事物上去，事物的性质才获得了语言的表达。

什么是忏悔意识？西方的忏悔意识萌发于古希腊，其前提是，将自己的一切实际做过的行为，不论它出于有意或无意，均视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为。如俄狄乌斯神话中俄狄乌斯受命运的捉弄，无意中杀父娶母，但他仍然把这一罪行归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以维持自己人格的统一；这个可怜的罪人自己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王位到处流浪，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最终成为一完整、坚强和高大的人格。忏悔意识在中世纪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督教最著名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坦白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次偷窃行为。他与朋友们一起偷了邻家果树上的梨，并不是由于贪恋那些果子，因为他自己家里有更好的；也不是饿极了要充饥，因为他随后就将它们喂了猪。他惊骇地发现，他之所以干了这件事，仅仅只是为了“犯罪的乐趣”，特别是与人一起犯罪（狼狈为奸）的乐趣，是“为犯法而犯法”！正是对于人的这种卑劣天性的沉痛反思，使他绝无可能再依赖对人的“赤诚”本性的信仰，而急切地转向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纯洁光辉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灿烂的正义与纯洁”的上帝。奥古斯丁把自己由于年幼无知和受人蛊惑而犯罪归咎于自己天性中与生俱来的犯罪欲望，这与俄狄乌斯将自己无意识的犯罪行为归于自由意志，具有同样的性质。人并不单纯，但人格是统一的。

真诚是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成天工于心计、忙于俗务的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诚意的人，也不会面对自我进行反省。人们经常赞扬儿童般的赤子之心，赞扬品德高尚的人有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人们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有虚伪、欺瞒，要以诚相待，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自身的本性。这的确不失为千古不变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子思主张“慎独”，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曾经提出，“尽其心”可以“知其性”，“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只要真诚，就可以把握和实现人的本来的天性。

但人对自我意识的体验，那最直接的自明性（Evidenz）已内在地包含有真诚、虚伪和自欺的成分了。我们的问题是，首先必须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和结构方式，然后考察它们如何表现为独立的人格，最后由此而逼近我们的目标：探讨精神最终秘密，即自由意志之谜。

既是体验，它当然就是个人的，是我的体验。如果它也成为别人的体验，那对我只是巧合，并正因为这么“巧”才给我带来狂喜。这种巧合，是我终其一生都在期待的，但我知道这终归是幻觉，我唯一能够抓住的是我此时、此刻、当下的体验。我既不知道我的明天，也已经不认识、不理解我的昨天，这使我根本无法建立起“人性本善”之类幼稚的或骗人的信条。但我既然总在体验，在努力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抓不住留不下的体验之流，我也就永远不会甘于承认“人性本恶”。我从我的生命之瞬间晕眩中已经看出并相信：人生是艺术，是迷人的、美的、孤芳自赏的艺术，是可怕的、可羞的、难以隐忍的艺术。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夙愿，想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不是写那种抽象的逻辑体系，而是要从自己的亲身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去发掘我们的灵魂，去展示我们的生存状态。然而，直到我动笔之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如此的艰难。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这本仅十余万字的小书所耗费的时间，累计起来竟有一年多。我曾经几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写这种文字的能力，有时整天地写不出一个字，有时稍觉顺手一点，写出来后又大段大段地删去。这本书完全是挤牙膏似地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近期，共识网推出最新系列栏目——“我要问学者”，旨在加强网站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深度互动。栏目第一期请来了国内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就他最近的反思“知青上山下乡”一文及其他研究成果同共识网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期共识网共征集到121个问题，编辑遴选其中11个问题，供邓先生回答，本文是精选出来的问题以及邓老师的回答。

在前年（2020年）张世英先生、去年（2021年）李泽厚先生两位哲学界前辈相继仙逝之后，今年又接到了我的同龄人、好友和哲学同好张祥龙君猝然离世的噩耗，国内哲学的星空一下子黯淡了不少，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开会，初识祥龙，正是“新启蒙”风头正盛的时期，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研究西方哲学，又对儒家思想如此投入，是怎么想的？”他回答：“经过‘文革’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总该还有些好东西！⋯⋯”当时感觉这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会议间歇时，我和他，加上倪梁康，三人一起去爬会场后面的小山，暗中较劲。我凭借在山区当过十年知青的功底，自然是第一个登顶，祥龙位居第二，梁康第三。喘息之余，三人相视而笑，遂为莫逆。后来在学问上，我和祥龙走了不同的方向，他借海德格尔抬高了儒家和孔夫子的地位，我则继续沿着“新启蒙”的道路一直往深处走，确立了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学术风格。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视为圈内要好的朋友，只要有这一份真诚，观点的分歧就完全不是问题。最近我完成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走向语言学之后》（三卷，120万字，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三卷中和祥龙进行了一番中西哲学的论衡，不料书还未出，斯人已逝，真让人感慨万千！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