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哲学史方法论”是武汉大学哲学系三十年来的传统课程，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前辈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等人创立。该课程的学术信念是，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把哲学史和哲学看作是一致的（即历史和逻辑一致），在哲学史中寻求哲学规律，在哲学中奠定哲学史的根基。本书是在邓晓芒先生主讲本课程的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来的课程是十六讲，但由于篇幅、录音设备及其他的原因，此处有两讲内容未能收入，故成“十四讲”。在本课程中，邓晓芒先生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苏格拉底以追问的方式进行学理式的辩论，而孔子以圣人的姿态用情感的方式进行辩论，并且这两种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的观点。作者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十大文化错位的阐述，其中贯穿了中西比较的方法。

这里的三本小书，曾经以《文学与文化三论》的书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2005年），但那其实已是第二版了。《灵之舞》是199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的初版；《人之镜》是199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灵魂之旅》是199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这三本书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开来出了一次，算是第三版。而现在这个版本应该属于第四版。

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即将过去。当20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现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些写于20世纪末的文字——《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我当然不敢自比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

本书从我主观上说，并不是（像一般文学评论那样）写给小说的读者看的，而是写给作家本人看的。我希望与这些作家进行一对一的心灵交流，我为我与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感到庆幸。我无意成为一个专门的文学评论家，我只是在以这种方式建构我自己、补充我自己、完成我自己。但我的看法和意见如能得到评论家和读者们的重视，包括赞同和批评，我无疑也会很高兴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19世纪末文学界声嘶力竭的“坚守”、“挺住”的呐喊陡然间变得遥远了，上海作家卫慧和棉棉各自出版了她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和《糖》。在此之前，她们的声音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8年《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收入了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香港情人》，她们的小说集都已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然而，像卫慧和棉棉这样的作家，与那些纯情的、散文性的作家不同，是必须从她们的长篇小说来反观其短篇小说的；她们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们不是用现成的思想去诠解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去提取和发现某种普遍的思想，相反，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她们是“用身体思想”。这种复杂的思想用短篇小说是很难表达清楚的，而事实上，她们的思想也是从短篇小说的朦胧状态扩展到长篇小说中才变得比较清晰的（如《糖》几乎就是《香港情人》的扩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