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现象学与汉语翻译问题”会议，与杜小真女士有一番恳谈。我和杜女士以前也见过几次面，都是在其他大型会议上匆匆一晤，顶多点个头，握个手，不过印象很深。因为你不可能不在一群人里面一眼就把她认出来，她太特别了。这次是在甘阳家里又见到她，我发现朋友们不论年龄大小，都直呼她“小真”。在甘阳那滔滔不绝的狂言狂语和其他朋友们教唆般的调侃的衬托下，她的一言不发的娴静更显得胸有城府。两天的会议开得很紧凑，晚上小真的一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聊到深夜。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只是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的，但感觉已经是老朋友了。临别时，她送我两本书，一本是她先生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看·听·读》，一本是她自己写的《遥远的目光》（三联读书文丛之一种）。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她写的这本小书，入神地读起来。

萧萐父教授为海内外知名之学者。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做的是“康德之道德形上学”。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主要讲授中国哲学，也讲授过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哲学史方法论。在80年代国内的文化大讨论中，曾以“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为主题独树一帜，获得海内外的高度评价。萧先生治学，要之以周易及道家为归旨，然儒、道、佛兼通，不拘于一门一派，且或古或今，或中或西，只要是深刻的思想，几乎没有界限，看似驳杂，实乃游刃于形而上的哲思境界，以文化哲学和辩证思维一以贯之，突现出强烈的思想个性和哲人风貌。在所辑《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之后，又有《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1月版）面世，正是这一哲人风貌的全面展示。

修斋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凝聚着先生毕生研究和探索结晶的这部论文集，向世人展示了一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虽九死而未悔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论文集正是解放以来我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良心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极好的典型，它对于若干年后人们研究这半个世纪中国学者的内心世界究竟在何种问题上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真诚，具有十分难得的历史价值和代表性意义。由于段德智教授在“选编者的话”中对论文集的文章逐篇作了极为清晰而精当的评述，本文不打算再就先生的各种学术观点进行全面和具体的讨论，只想就这些观点之所以展开、并由一种哲学史研究上升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最内在的契机，作一点不同角度的考察。

邓晓芒教授原来是下放我们白水的一名三中的初中生。他和我们广大知青的坎坷经历一样，1974年病退回城以后，经过他自己苦读，多年努力拼搏，于1978年直接考研究生。分数那是高分，应该是被录取的。由于当时的政治空气还没有解冻，不予录取。1979年迎来了政治的春天，他终于考取了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在哲学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而且在国内外卓有建树。

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同舟共进》蒋保信采访）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