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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作品不是新时代的号角，也不是新人的呼唤，而是一种文化堕落、人格崩溃的象征。但由于它揭了中国文化的老底，它就具有一个时代转型的代表性，让人反省。近年来，王朔的作品被大多数论者称之为“痞子文学”。但人们也看出，王朔除了能写痞子以外，还能写人的真情、纯情。那么，王朔作品中的“痞”和“纯情”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自己的源流？本文想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文学的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问题，它是首先以美的现象学本体论为基础，将审美现象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物质条件全部都放进“括号”内存而不论，直接从美感中直观到的现象学本质的理论。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这是美的本质的现象学定义，它具有“作为自我意识的情感”、“作为情感的美感”和“作为美感的情调”三个层次。艺术则是“情感的对象化”，它的最普遍、最贴近“人学”的方式就是文学和诗。诗是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是隐喻，语言作为“存在之家”，既是“思”，又是“诗”。文学是最直接表达了艺术本质的一门艺术，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术语来表达，文学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景语”之上以便传达的“情语”。

造成目前文艺评论界众声喧哗而又集体失语的衰败气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深层原因是，人们对文学批评以及从事这一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所要求的人的素质存在着根本误解。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四大素质，即对于他人情感和情绪的敏感性；对语言运用的敏感性；一定的理论训练和多学科素养；对时代精神的敏感性和自觉性。

我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定位：从主观安身立命来看，我是一个自否定的儒家，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来看，我主张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从儒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来看，我持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论。

邹元江的博士论文《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是在八年前顺利通过答辩的，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成功的喜悦，反而显得心事重重。我读过他的论文初稿，知道他在小学、中学阶段就主演过多部全本戏曲和话剧大戏，大学时还创作过多部话剧和电影剧本，发表过多部中篇小说，但没料到他在美学和哲学上也钻研得如此之深，并且将这些高深的学问与他的戏剧剧场体验结合得如此紧密。自那以来，整整八年，他和我闭口不谈他的戏剧美学，而是埋头于他的论文修改，直到见到这部四十余万字的《中西戏剧美学中的陌生化问题》专著稿。与他的博士论文相比，这部专著不再只是一个思路的大致轮廓框架，而是羽毛丰满、层次细腻、论证严密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主题，我想可以概括为“中国戏曲美学的还原论”。作者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传统戏剧美学以及近现代西方戏剧理论的深层哲学依据，以及比较和对照中西戏剧中大量技术性细节，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清理，指出梅兰芳戏剧理论并不是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原汁原味的体现，而是经过西方戏剧理论的裁割和改造所形成的一个杂交品种。

关于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