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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探讨自由的本质唯一可能的定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历来将恩格斯的观点奉为权威，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凭借这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但这种解释仍然有些简单化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客观必然性，应将它视为自由本身所建立起来的必然规律，对此必须借鉴康德、黑格尔和现代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观点，从自由与自然的本体论关系、自由与理性的认识论关系以及自由与逻辑的方法论关系三个方面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克服主客对立的传统偏见，真正达到自由和必然的内在同一。

众所周知，古希腊埃利亚派是对古希腊早期感性的自然哲学的一个反动，这些哲学家不再从感性的自然界中另找一个元素（水、火、气、无定形者）或一种规定性（数、逻各斯）作为万物的始基，也不再用这寻找出来的始基对感性的自然物加以解释，而是力求凭借理性的力量超越整个感性自然，并寻求对宇宙整体的抽象的普遍规定。这就达到了巴门尼德的“存在”和“一”的原则。当然，这种规定仍是针对整个自然界的，但哲学家们关注的已不是为这个那个感性事物找到它们共同的“始基”，并不认为只要找到这个始基就为整个宇宙定了性（从感觉或数量关系上定了性）；恰恰相反，它们关注的首先倒是给宇宙整体定性（从理性、概念上定性），至于这个整体定性是否能作为感性事物的始基来解释万物的产生，这倒在其次。

翻译现象学的文献，一是要注意其思想和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来龙去脉，而不能仅凭词典和想当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熟悉是准确翻译现象学文献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二是要注意尽可能避免用自己的文化语汇去随意附会西方学者的概念术语。三是在译名的选择上，要注意对整体义理的贯通与把握，不要纠缠于术语的精密含义而陷入几乎寸步难行的境地，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轻易替换一个约定俗成的译名，尽可能避免新造、生造译名，要保持对于“意译”的警惕性。四是要尽可能原原本本地依照词的构词法和句子的句法来直译，必要时要“硬译”，句子要以简洁为美，朴素为美，不要多余的装饰。五是从现在起，翻译现象学的文献必须做好详细的术语索引，包括注明中外文对照及每个术语出现的页码。

章辉先生指责新实践美学对美和艺术的问题进行了“本质主义”的处理，把美的起源等同于美的本质，并且其美的定义“对象化的情感”亦并无新意，没有关注现代生存问题，此外还就审美超越和现象学的主客关系问题对新实践美学提出了质疑。实际上，章辉先生所说的“后实践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命”、“超越”，以及从“审美活动”出发来建立美学体系，在“新实践美学”中其实都可以找到，问题只在于如何组合这些概念。本质主义不等于谬误，也不等于把起源混同于本质；“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的首创性是无容置疑的，它本身就涉及到了美学与现代生存状况的关系问题；“审美超越”并非章辉先生首次提出，章辉先生对他引以为自己的“生命美学”的“思想资源”的现象学、解释学美学、生命美学、存在美学等等都用割断思想的历史关联的办法来看待，里面充斥着误解。所以他对新实践美学的每一点批评都是不成立的。当然，目前的新实践美学体系仍然是一个极其粗略的框架，在此框架上还需要覆盖上丰满的血肉，还有有待发展和改进的地方。这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也欢迎一切立足于扎扎实实的学问根基和切切实实的审美体验之上的批评和质疑。

西方形而上学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它潜伏于米利都学派，发萌于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完成于亚里士多德。而在亚里士多德建成形而上学之后，立刻又面临反形而上学倾向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即各种人生哲学将形而上学拉下“第一哲学”的宝座，直到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信仰结合成基督教神学，并在新的基础上建成更为复杂的基督教经院形而上学。

本文为拙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的译者导言，该译本已完成，将由人民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