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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创同博士是我在武汉大学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时的同窗好友。由于所学专业接近，我们朝夕相处，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对他的学术功底，我是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翻译了美国系统哲学的重要人物欧文·拉兹洛的《系统、结构和经验》一书，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纳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出版，初版即印了8万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去了加拿大深造，并获得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几年前，他又回归祖国，任教于兰州大学哲学系，将平生所学贡献于我国的学术事业。李创同博士新著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历史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家》一书，是我最愿意向大学生推荐的现代科学哲学教材。在此之前，我读过1984年由作者的老师、国内著名的科学哲学权威江天骥先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科学哲学教材《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该书在国内这一领域是奠基性的。但李博士的新著在写法上与江先生不同。江先生的书是一种个案研究，书中重点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夏皮尔等专家、学者的6种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思想，每一种都介绍得很系统、很专业，对于科学哲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来说，是一部很好的指南。李博士的书则是一种全景式的贯通，其着力点不在于深人介绍每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而在于各种科学哲学思想相互之间的渗透、关联和影响，以们与传统和当代的科学、宗教、社会思潮的牵连。因此，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涉及面极为广阔，总共涉及了60多位科学哲学家和有科学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不仅包括几乎所有国内已熟知的人物，还包括一些国内不知其名但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外，本书在介绍和讨论中还穿插着一些章节来展示这些思想家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思想概况，使读者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和大体趋势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综观全书的结构，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人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当然，我承认这种设想在目前情况下也有其弊病，就是给那些本来就决意徇私情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导师都限制在行政部门的规定中，而应当从别的方面对不称职的导师和他们所招进来的不合格的博士生建立一种淘汰机制和处罚机制。但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当前的改革中最缺乏的。连高层干部携巨款外逃都监督不了，又如何能监督区区一个博士生是否合格？一个“博导”是否“水稻”？尽管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为了防止徇私（何况根本防止不了）而压制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如大力鼓励人才的自由竞争，使那些通过不正当关系进到学术圈中来的庸才最终自然落败。

所以我认为，杨先生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除了在具体论断和结论上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对“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但又极难掌握的方法的具体运用作出了一个生动的示范。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学文献翻译上的第一篇处女作康德《实用人类学》译稿的审稿人。记得当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给我的经过批改的译稿和充满鼓励的回信时，感激和钦敬之情难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迹清秀而严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笔不苟，几乎可作“硬笔书法”的范帖，令我深感惊异。这种字只有心气极为充盈的人才写得出来。梁先生作为前辈名家对我的点拨使我在翻译技巧上茅塞顿开，更重要的是，他的严肃认真的学问态度给我的示范是我终生难忘的。

近读河南张志伟先生《是与在》一书，有眼前“豁然开朗”之感。作者用西方语言中的“是”与“在”之混淆不分来诠释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凭借逻辑理性宰割现实存在的科学主义传统，并以海德格尔的“在”来瓦解“是”的霸权统治，这是我所读到的近年来“在”派对“是”派的最强有力的回应。作者所面对的两个强劲对手，一个是以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另一个是以德里达或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前者，他解决得干净利落。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把逻辑和经验当作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作者问道：“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以此为标准来判定语言是否有意义呢？⋯⋯难道这种选择本身的存在还有什么实证的可能性吗？”“判定意义的标准本身就属于意义（价值）范畴，而不属于经验或逻辑的范畴⋯⋯因为这种意义是不可证实的，正如‘理念’、‘绝对’、‘精神’等等一样是不可证实的”。选择意义标准的那个标准肯定不属于逻辑上的“是”的问题，而属于现实中的“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