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灵魂的苦药

吴疆先生的《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1993年第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年第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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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的“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语言的中介作用也必须全面地理解。事实上,中国哲学对语言的作用是从其非逻辑本性方面使用和发展了语言。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本性就是隐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倾向,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本文中“反语言”和“反语言学”以及“超语言”和超语言学“这两对术语都是不加区别地使用)。本文把以上结论作为主旨,讨论与邓先生的几个主要分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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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经典哲学问题“真善美”进行分类,并以此为逻辑进路展开研究,将邓晓芒教授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本书以宏观的思维视角、严谨的逻辑思路、精当的语言阐释,凸显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深度、丰富内涵,对相关研究及中西哲学思辨思维的碰撞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加深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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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过去两百多年了,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也是比较关注的,还是有一定的功底。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力图把康德的宗教哲学中那些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奇怪、难以理解的部分,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一番比较,让大家了解一下康德在宗教方面的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一些见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把康德这样比较晦涩的话题跟我们拉得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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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金规则,大家如果听过赵敦华老师的讲座的,都应该很熟悉了,全球各大文明,各个不同的文化,他们的伦理道德,从里面一般地说都可以提取一条普遍性的规则,这个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互不沟通的这样一些文明,这样一些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地区相隔那么远,在生活不相同又缺乏交往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同时提出这样一条金规则,在1973年国际的全球伦理芝加哥大会上,正式地把这一条规则定名为“金规则”,就是都承认这一条,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金规则在各个民族文化那里的表达,当然有的是非常接近的,有的简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的表达也有细微的不同的地方。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想抓住这些不同的地方,来分析一下人类思想文化在它的进化过程之中所产生出的一些差异以及带给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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