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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会冲和融合，不仅大量西方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涌入了我国，使国人大开眼界，而且本民族悠久的传统也在外来思想的冲刷下大放光彩，获得了其不同凡响的价值和明确的自觉。然而，也正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又是极其庞杂、混乱和不成体系的，各种来源不同、背景不同、内涵不同的观念都在同一名称下混然杂处，而同一思想往往又换上不同的新名词、新面貌被反复申述。当人们自以为已走过了遥远的路途时，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又鬼打墙似的转回了原地。只不过当我们从这个原点再度出发前行时，也必然要带上以前不曾有过的装备，因而有可能展示新的前途；然而其前提是：要对前此的行程作一番认真的反省，才不致于劳而无功、原地踏步。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是天人相分。但严格说来，这种区分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传统中，天人相分得厉害的并不少见，如荀子强调“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等等，在远古时代，征服者民族甚至还强令被征服民族“绝地天通”、完全服从世俗统治者的支配。不过，说中国传统大体说来具有一种天人之间的“合”的倾向，这似乎还是不错的，所谓“分久必合”的确是常例。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天人之间没有分化出一个第三者，或者说，中国的“天”的概念没有分裂为“自然”和“神”两个概念，因而，中国的天人相分实际上是没有中介的相分，人能够与天相抗拒的手段还是属于天本身的，所以最终还是天人相合、人合于天。由此来看西方文化，则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传统很难归结为天和人的二元关系，而是人、自然和神的三维结构，其中，任何两者都可能以第三者作为中介而处于相即相离之中，因而这个中介横亘在两者之间，既把两者分离开来，又把两者外在地联结起来。例如，古希腊是人与装备着自然力的神相对立，中世纪是人被夹在自然（魔）和神之间受到双重的挤压和撕扯，近代是人和自然联合起来架空了神（文艺复兴）或人与神认同去改造自然（宗教改革），现代则是人的自然化而抛弃了神（上帝已死），或是神的个人化而逃离了自然（反对科学主义），但双方都无法做到彻底。那么，中西这两种不同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文的标题是典型的“大叙事”，犯了“后现代”的大忌。但中国人的确没有认真地系统研究过西方伦理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支离、直观和临时应付妨碍我们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和逻辑框架。所以，就算是“大叙事”吧，对于我们一直所习惯的混沌思维方式恐怕也不是没有补救作用的。总的来说，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根基上是建立在西方人的认识论和认知方式上的，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把握西方价值观念的真精神。西方伦理思想在西方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体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内在的逻辑构架以某种近乎“推理”的必然性延续下来，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善”的概念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此而言，首先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人所说的“善”与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想到的“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中国是两千多年的教育大国，提出“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似乎是匪夷所思。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前途。尽管多年以来，我们作了不少改革的尝试，甚至令人感到改来改去过于频繁、已经无所适从了；但我国教育的弊病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了这个基本概念。

不论人们如何评价，当前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我国历经周折加入WTO就是明证。为什么不可阻挡？其原因就在于它意味着全人类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互依互补、“双赢”或“多赢”。除非是自甘堕落、自绝于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以积极的态度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来求自身的发展。尤其对于我国来说，全球化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这就是“现代化”的意义，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什么是现代化？时至今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五四”时期人们从西方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但一般人都只是从它们的表面外在的形式上来理解，也就是理解为仅仅是开国会和引进科技，而把它们内在的真精神即“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抛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做得最成功的有两件事：一是冲破了旧的体制和“个人迷信”的束缚，极大地释放了人民中长期被压制的追求个人幸福的欲望；二是大量引进了国外和境外的资金和技术。这两者使我国持续20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使我们建立起我们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信心，我们在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的建设方针上仍然奉行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如常常听说“抓住机遇”、“不可错失良机”这样的说法），即寄希望于外在的偶然性，我们到今天才意识到我们最缺乏的是我们自己的“创新型人才”。没有一大批创新人才的支撑，我们的“现代化”就像是墙头之草，是长不成独立的参天大树的。

近读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一文，深有启发。蔡先生是研究季羡林先生的专家，写过《季羡林传》，他对季先生的解读自然是权威性的。季先生著作等身，但有了蔡先生的介绍，我们也就不一定读完季先生的全部文字，也能对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知道个大概，甚至斗胆发表一点意见了。其实季先生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代表当前国内学界流行的一股思潮，所以我的看法也主要是着眼于对这股思潮的分析，但所用的依据，却是蔡先生这篇《解读》，为此是应该感谢蔡先生的。至少，蔡先生此文澄清了许多人对季先生的一些误解，以为季先生的观点完全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已取得的成果的大倒退，回复到了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国民心理。其实季先生完全赞同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张学习西方的好东西来克服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只不过季先生认为，虽然今天或以后都要学习西方，但有一个“主导地位”的问题，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已不再是我们学习西方，而是西方学习我们，或我们把自己的文化送到西方去，即“送去主义”。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正含义。由于蔡先生把这种观点归纳为“混沌学的前提”、“文化交流论”以及“中国民族性的批判和对儒家的继承”三个层面，本文也就打算从这三方面来谈谈“河东河西论”的理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