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的“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语言的中介作用也必须全面地理解。事实上,中国哲学对语言的作用是从其非逻辑本性方面使用和发展了语言。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本性就是隐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倾向,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本文中“反语言”和“反语言学”以及“超语言”和超语言学“这两对术语都是不加区别地使用)。本文把以上结论作为主旨,讨论与邓先生的几个主要分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