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这段经历说简单很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就是在一片狂热之后，冷静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谁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当时大家纷纷想到的是要谋生，学一门手艺，比如说学木匠的有，学裁缝的有，学泥瓦匠的有，学电机的也有，要学一门技术，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至少自己能够维持生活。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学，我就是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的农活，完全是干农活。为什么当时就没有考虑到像别人一样去学一门技术，而是想到要看书呢？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为什么想到要学哲学，而且紧紧地抱住不放，我想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某种境遇有点儿关系。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是我近两三年来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十几次讲演。之所以取名为“哲学与生命”，是因为我对我的哲学思考的一种看法，即我的哲学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与我对生命的思考，乃至于我本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密切的甚至是同一性的关系。自从四十年前，当我最初决心自学哲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生命视为一种哲学的生命了，也就是说，从此我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要围绕着哲学思考而旋转，我就是为哲学而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中所涉及的面如此地广泛，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文化比较、企业文化、教育问题、文学问题、女性问题、翻译问题、思维方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哲学问题。哲学不是一门“专业”，哲学是全部生活。

王炯华老师长我九岁，说起来应该属于我的前辈，但我内心总把他当兄长看。近读他为我现在供职的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的创办人朱九思先生所写的传记，颇有感慨。该传记有年近百岁的李锐老和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序，对九思先生办教育的成就已经作了中肯的评价。我在此只想以一个晚辈的眼光，谈谈我对九思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理解，试图在革命年代和当今的改革时代之间做一种沟通，以便对我们这个民族近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历过的沧桑有一个大致贯通的理解。

长久以来我都有一个困惑，就是那些在聚会中或餐桌上侃得昏天黑地的朋友，当单独与我面对时却往往默默无语，甚至有时需要找话来打发尴尬的时光。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我这个人性格太无味，还是话语本身只配编织一张平面的网，而不适合于两个人私下的心灵交流。近读陈家琪《话语的真相》，忽然心中一动，感到问题似乎有了某种答案，并回忆起十年前读《浪漫与幽默》时的怪异感：那里面既没有浪漫，也没有幽默，有的只是沉重。家琪兄的解释是：“1986年左右，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最先着手剥离的就是真实与真诚，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那时已把过去的真诚等同于一种浪漫情怀，同时在严酷的真实面前又不得不以幽默来为自己开脱，设法使自我达到一种和解，否则人可真疯了不可。”太妙了！原来，“侃大山”是在“为自己开脱”，而尴尬和沉默倒是“话语的真相”！“幽默是当人实在想不下去时所可能拥有的人性的唯一表现形式。”

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学者，通常离不开他个人的人品，讲究“文如其人”、“道德即文章”，言传身教、表里如一。一个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不因人废言者，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一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全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至少总得“为尊者讳”，或将其缺点视为“小节”，才能大体上马虎得过去。叫别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老夫子自己却娶了两个小老婆，但据说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尽孝心，堪称天下伪君子的楷模，却并没有败坏儒家后学们的理论胃口。然而，在读西方哲人的作品时，我们时常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往往由于和他们本人的行状对不上号而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之所以对别尔嘉耶夫感兴趣，仅仅是因为曾读到过一篇介绍文章，其中谈到他的这个观点：如果你没有信仰，那么你就得自己去寻求。这与我自己曾表述过的思想不谋而合：信仰，或人生的信念，不是现成的（凡现成的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使它有意义；但更糟的是，如果你从未感到过生活的无意义，那你就根本不会想到为它去寻求意义，或赋予它以自己的意义，就注定会毫无意义地过一辈子了。我理解，这种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本身，就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