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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先生的《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走向“新实践美学”》一文，不仅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打出了“新实践美学”的旗号。相对于那些固守实践美学或对实践美学态度暧昧不明的人而言，这种观点可能更值得注意，也更有商榷的价值。易文不满意“旧实践美学”（即李泽厚代表的实践美学）的客观论和决定论，认为它“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通过对实践美学的修正，重新确立实践范畴的核心地位，即以“新实践美学”取代实践美学，并抵挡“后实践美学”的崛起，这种企图却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所谓“新实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而这一点正是致命之处。不触动这个根本问题，在原有体系内的修修补补不能挽救实践美学。而“后实践美学”正是在新的哲学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因此，像实践美学一样，“新实践美学”也不可能批倒“后实践美学”。尽管如此，易文在“新实践美学”的立场上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仍有必要深入进行对话，以推进中国美学建设。

旧实践美学终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实践范畴的使用失当。既然“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那么，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就只能是劳动。劳动使人获得了一种心理能力，即通过确证感的体验，在一个属人的对象上确证自己的属人本质。这就是审美。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的确证感就是美感。为美感所确证的美，也就是能够确证人是人的东西。这就是“新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审美本质确证说”。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会冲和融合，不仅大量西方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涌入了我国，使国人大开眼界，而且本民族悠久的传统也在外来思想的冲刷下大放光彩，获得了其不同凡响的价值和明确的自觉。然而，也正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又是极其庞杂、混乱和不成体系的，各种来源不同、背景不同、内涵不同的观念都在同一名称下混然杂处，而同一思想往往又换上不同的新名词、新面貌被反复申述。当人们自以为已走过了遥远的路途时，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又鬼打墙似的转回了原地。只不过当我们从这个原点再度出发前行时，也必然要带上以前不曾有过的装备，因而有可能展示新的前途；然而其前提是：要对前此的行程作一番认真的反省，才不致于劳而无功、原地踏步。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是天人相分。但严格说来，这种区分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传统中，天人相分得厉害的并不少见，如荀子强调“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等等，在远古时代，征服者民族甚至还强令被征服民族“绝地天通”、完全服从世俗统治者的支配。不过，说中国传统大体说来具有一种天人之间的“合”的倾向，这似乎还是不错的，所谓“分久必合”的确是常例。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天人之间没有分化出一个第三者，或者说，中国的“天”的概念没有分裂为“自然”和“神”两个概念，因而，中国的天人相分实际上是没有中介的相分，人能够与天相抗拒的手段还是属于天本身的，所以最终还是天人相合、人合于天。由此来看西方文化，则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传统很难归结为天和人的二元关系，而是人、自然和神的三维结构，其中，任何两者都可能以第三者作为中介而处于相即相离之中，因而这个中介横亘在两者之间，既把两者分离开来，又把两者外在地联结起来。例如，古希腊是人与装备着自然力的神相对立，中世纪是人被夹在自然（魔）和神之间受到双重的挤压和撕扯，近代是人和自然联合起来架空了神（文艺复兴）或人与神认同去改造自然（宗教改革），现代则是人的自然化而抛弃了神（上帝已死），或是神的个人化而逃离了自然（反对科学主义），但双方都无法做到彻底。那么，中西这两种不同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文的标题是典型的“大叙事”，犯了“后现代”的大忌。但中国人的确没有认真地系统研究过西方伦理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支离、直观和临时应付妨碍我们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和逻辑框架。所以，就算是“大叙事”吧，对于我们一直所习惯的混沌思维方式恐怕也不是没有补救作用的。总的来说，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根基上是建立在西方人的认识论和认知方式上的，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把握西方价值观念的真精神。西方伦理思想在西方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体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内在的逻辑构架以某种近乎“推理”的必然性延续下来，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善”的概念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此而言，首先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人所说的“善”与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想到的“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中国是两千多年的教育大国，提出“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似乎是匪夷所思。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前途。尽管多年以来，我们作了不少改革的尝试，甚至令人感到改来改去过于频繁、已经无所适从了；但我国教育的弊病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弄错了这个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