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近读许苏民君的《为“启蒙”正名》一文，感慨良多。该文为纪念不久前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萧蓬父先生所作，我与苏民都是萧先生的弟子，文章中所说的许多话，都是我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对萧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我们都极为尊重和崇敬。在我看来，萧先生是当代中国老一辈学人中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书香世家，工诗词，擅书法，与先他两年辞世的名门闺秀卢文筠师母有一段脸炙人口的诗画良缘，在今天的人听来犹如旷世传奇。然而，萧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时（1947年）的学士论文做的却是康德的伦理学。

《启蒙的进化》收入邓晓芒教授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其主旨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目前形势下酝酿新的一轮启蒙思潮，内容涉及对20世纪启蒙的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以及作者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篇一千多字，讲一个当下发生的现实问题。相对集中的议题，深刻而平易文风，读来尤如醍醐灌顶，代表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康德美学中蕴含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只有经过改造才能彰显其中被掩盖了的审美精神。康德作为理性派哲学家，首先考虑的是感性的审美活动背后的理性认识能力的作用，即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审美中的情感传达虽然被看作鉴赏的“定义”，却只是诸认识能力结合为反思判断力而造成的结果，其中的普遍规律仍然要求助于知性的“准则”。必须从康德的四个鉴赏“契机”和反思判断力的原理后面拯救出更深层次的“传情论”原理，并将传情视为植根于人类生产劳动的本质中的基本人性结构。由此反过来解释四个契机和审美判断，可以更好地理顺康德美学的各个要素的关系，并使传情的基础从理性派的认识论基础转移到实践唯物论的人学基础上来，从而建立起一门崭新的“传情论美学”。

年前，武大的老校友周百义先生来电，说刘道玉基金会计划出一套武汉大学毕业学人的丛书，希望我能加入一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老校长交代的事情，我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我在以往的出版合同中搜检了一下，发现这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西方哲学探赜》已经到期，其中收入了我在西方哲学研究30年中各个不同时期发表的一些重要的文章，涉及古希腊哲学、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聚焦性的问题，且均有自己的一孔之见。于是便选定了这一本进行修订再版。当今时代，国人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的研究早已经过了泛泛而谈和单纯介绍的阶段，虽然作为普及工作也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一番深度的探讨和挖掘，也就是所谓的“探赜”。中国学者不能永远跟在西方学者后面拾人家的余唾，而应该在他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形成与西方哲人的平等对话。本书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

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的却是外国哲学，这里头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蹊跷。记得70年代末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许多同事和熟人都来问我：你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专业？有人表示“理解”说，冷门嘛，成功率高。我当时只是笑笑，无法做出解释。其实那时我自学西方哲学（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在西方哲学中的话——这应当是常识）已有十年工夫了，至于我为什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我已经在《我怎么学起哲学来》一文（载《新批判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谈过了。在本文中，我主要想谈谈我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我目前所涉及的学术领域。

文化起源问题是当代最使人感到困惑的哲学主题之一。说它是一个“哲学”主题，是因为不论现代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给我们提供了多么详尽的历史资料和科学数据，甚至哪怕我们可以设想我们亲眼目睹一个文化的诞生过程，我们仍然无法单凭这些数据资料和观察的经验描述而把握文化起源的内在本质。与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对历史的理解，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狄尔泰的“体验”，或求助于恩格斯在称赞黑格尔时所提到的那种“巨大的历史感”。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哲学人类学，这些新兴的哲学学科从诞生那天起就遇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方法论上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纯经验的、分析的、精密的、实证的科学描述，由此我们将得到某种实用的，至少是具有某种预测价值的“游戏规则”（如维特根施坦所设想的），但这些“规则”永远是自相矛盾的，它们的实用价值仅仅在于，要么给人提供一个盲目乐观的信念，要么激发起人突破它们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用反省的、象征的、隐喻的或诗的表达，它可以使我们满足于对本体加以理解和领悟的渴望，但这种满足永远是内在的、个人的、不可言说的，是靠牺牲历史的客观性而获得的，或者说，其客观性建立在某种无法在这一表达范围内得到确证的“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因而只能建立在对他人体验和整个人类体验的共同性之预先假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