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道德上面可以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我们就不能仅仅追究个人，因为个人也是在文化中形成的。毛泽东从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面，哪怕受到了五四的影响，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他仍然摆脱不了民族的惯性思维模式。当然，不能说文化是唯一决定性的东西。文化从哪里来的？可以追溯到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历史传统上去，最后就可能得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我是不赞成决定论的，但是我认为，至少在分析社会制度发展原因的时候，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很肤浅的，必须要考虑到文化背景。

久仰大名，敬佩之至。于真名网上相遇，甚为欣慰。读您的《永州旧事》序，恍然间如同看到了永州，看到了您的母亲。您和您的母亲虽遭受过苦难，但还是幸运的，能够终于走出苦难，享受阳光，并能把当时的旧事用文字记述下来，您还能为母亲写序。而我和我的母亲却没有这样的幸福，我的母亲早在三十四前就被“文革”迫害致死了。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俄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俄语歌，歌词翻译出来是：“斯大林和毛，在听我们，在听我们，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广大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饥饿的强烈感觉尚未忘却，但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感到一种自豪，一种光明和雄壮，觉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应和着歌的旋律，生气勃勃地齐步行进在历史的大道上。后来虽然这种感觉被中苏论战和“反修防修”破坏了，但一提起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内心仍然有一种纯洁的崇敬，包括后来在乡下冒着被检举的危险用半导体偷听“苏修＂的对华广播，经常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涌上一股激动和向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从这种幼稚的幻觉中走出来的并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苏对立，而是一本小说，即鲁迅翻译的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另有人译作《水泥》）。

萌萌走了三年了。三年以后，萌萌重返海南，她活在朋友们的话语和交谈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她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我所认识、所熟悉的同龄朋友中，如果不算远在海外的杨小凯的话，萌萌是第一个离开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说走就走了，一去不回头，再也见不着了，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但我似乎又并没有真正感到她的离去。每当翻开她的书，就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那就是她本人。萌萌一生都在努力把自己的情绪变成声音，变成话语，于是，她也就真的成了声音和话语。萌萌就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声音。我把这种声音称之为“精神”。

前年荒林和翟振明搞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和哲学家的对话，出了一本书，我是该书首发式讨论会的主持人。荒林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研究在国内是比较有名的，但我发现她不太愿意提“女权主义”，更愿意说“女性主义”。也许她觉得女权主义太可怕了，好像女性要掌握“权力”；而女性主义则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从性别的角度来谈性别关系，比较有身体感受。我当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权主义”其实是有歧义的，什么叫女权主义？在汉语里面可以理解为，女人要掌权，掌握“权力”（power）；另外一种就是争取女性的人权，“权利”（right）。在普通话里面，权利和权力很难区分，说武汉话就很好区分。如果从“权利”角度看，我觉得用女权主义比用女性主义更加切题，因为女性主义完全变成了一个性别问题，就失去了社会意义。女权主义要求的是公正，一个补会的公正是什么？是right，就是公正、权利或正义，但不是power。Power是居高临下的，right则是人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在这个概念下来研究和考察女性的地位，我觉得说“女权主义”更加贴切，女性主义的提法则模糊了问题的实质。

西方当代启蒙在内容上已经超越了18世纪的任务和对象，甚至也超越了康德在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所拟定的启蒙目标，如言论自由之类。但启蒙精神并未死去。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所说的，启蒙并不是一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达到的目标，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千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据李康译文）有人以为福柯主张“消解启蒙”，这完全是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