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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谈到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有的是“野蛮的儿童”，有的是“早熟的儿童”，希腊人则是“正常的儿童”。当时很自然地就把我们中华民族归入了“早熟的儿童”。后来听说张光直先生把中华文明“正名”为正常的文明，希腊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特例”，这是把早熟当正常了，当然也就会把正常视为另类，就像中国的父亲喜欢把儿子正常的调皮捣蛋骂作“孽种”一样。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正不正常，反正早熟是事实。但马克思没有提到，早熟的一个后果就是永远长不大。就像乡下人叫做“耿古佬”、“千年矮”的那种发育不良的人，很早就娶妻生子了，一直保持十一二岁儿童的个子，却满脸的皱纹。这种人我们下放时见得不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据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不过，身体上的早熟和幼稚只是心灵上早熟和幼稚的一个象征。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奥运速滑冠军周洋答记者问，充分暴露了潜规则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无处不在。据说周洋在获得冠军后第一次答记者问，说是她最想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希望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于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在全国政协讨论教育问题时就不点名地批评她，说运动员取得成绩应该先感谢国家，怎么能先感谢父母？并认为，这说明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的关注。这话说得非常典型，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标本。它说明潜规则早已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心中自明的规则。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二十多年前，每当电视台黄金时档，街头巷尾都会传出电视片《霍元甲》中那深沉的主题歌声，我和妻子就会搬张小凳子，到隔壁人家的18寸黑白电视机前，在人丛中找个位子坐下，观看这部新奇的武打片。在此之前，我们只看过古装的《少林寺》，而这一部是现代题材的，更具现实感。其中尤其让人热血贲张的是打败日本武士的情节，每个中国人似乎都为此好好地过了一把复仇的瘾。但影片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又叫人欲罢不能，千是后来一些年又演绎出了《陈真》、《精武陈真》等系列，以满足大众的胃口。前年的《李小龙》也可以看作国人这一爱国情结的延续，与《霍元甲》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如打碎日本人悬挂的“东亚病夫”的牌子，战胜日本武士。当然也有了不少改进，比如让一个日本武士心甘情愿地充当李小龙的跟班，还有让李小龙在美国读哲学。只是从头至尾，我都没能看出哲学在李小龙的武术生涯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很少激发起真正的“匹夫”即一般平民百姓的爱国之心，倒是给那些读过几本书却仍然是一介布衣的穷秀才们说大话提供了由头。这种人我见得多，他们即使还没有沦落到孔乙己那样“站着喝酒”的悲惨地步，但“长衫”是绝不肯脱下来的。这长衫就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大话，开口闭口就是“我国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近期中期目标是什么什么”，“中国清楚地知道”，“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没有榜样”···给人的感觉，他们已经大权在握，不是国防部长就是军委主席，或者至少是当权者的得意幕僚——其实他们狗屁都不是，只差没有给丁举人打折腿了。

近年来，“潜规则”这个词频频出现于媒体，比如某某女星被“潜规则了”，或某某向某某行贿是业内的“潜规则”，等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底什么是“潜规则”？为什么要“潜”？既然“潜”了，又何来约束力？人们为什么要服从它？直到最近，我才略有所悟：原来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中国的“天理”、“天道”！

《狂人日记》十几岁时读过，埋下了我对世俗日常社会的反骨。年龄稍长再读，深入到鲁迅内心的自我忏悔精神，以及不与自我相妥协（“自害”）的＂坏脾气”，从此将鲁迅尊为我唯一敬佩的“圣人”。尤其牢记其中的名言：“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