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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见到媒体报导农民造飞机、农民造潜水艇、农民造机器人、农民造汽车等等的消息。不用说，造出来的都是山寨产品，一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国家历来是个农业国，几千年来，衣民都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想到造这造那。再加上见识的狭窄，农民通常不太相信他手上做熟了的那儿件工夫之外的东西。《庄子》里面有个故事，说一老翁浇地采取“凿隧而入井，抱壅而出灌”的笨办法，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棒，又快又省力，他竟然回答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韩少功《马桥词典》中的罗伯的想法也异曲同工，有知青劝他把砍下的柴架在山上晒干了再挑下来，不是省力得多么？他说，连柴都懒得挑了，这人横看竖看也就没有什么活头了。不过，农民又有另一方面的投机性，只要他们看到新技术给别人带来了实惠，出于羡慕，他们还是很愿意模仿的，而且往往太愿意模仿了，一哄而起，反而当了冤大头。现在农民看得多了，有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当过农民工、甚至懂点技术的，但这种投机心态仍然是农民式的、山寨式的。山寨式的模仿只注意表面的相似，而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也不考察人家成功的背景和环境，要失败是毫不奇怪的。

最近，对河北大学校园官二代驾车撞死学生案的指责和评论铺天盖地，当今“李衙内”的官父通吃心态激发了广大网民的民愤，“我爸是李刚”成为本周最酷的网络流行语。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前几年在学术界的一场关于孔子鼓吹的“亲亲互隐”的学案。该案起因于，孔子主张父子之间应当为双方做的坏事隐瞒（“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这才是合情合理合乎道德的做法（“直在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刘清平教授（现任职千复旦大学）认为这种“亲亲互隐”的不正之风正是导致今天社会普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论一出，引起了儒家信徒们一哄而起的围攻，2005年出了一本《儒家伦理争鸣集——“亲亲互隐”为中心》，70万字中有60多万字是攻击刘清平的观点的。2007年，我针对该书再次发难，为刘清平的观点辩护，又遭到儒学阵营五员大将的轮番战。论战持续了一年半，最终以对方的厌战收兵结束，我的文章全部收在今年出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中。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肖传国花10万元雇凶“教训”方舟子一事近期令国人大感惊异，人们纷纷谴责肖某人身为国家顶尖级科学家，竟能干出这等下三滥的卑鄙勾当来，实属道德败坏之极；还有人劝肖某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令人捧腹。其实高层次的精英人士偶尔干出人所不齿的事来，在这个世界上本也并不稀罕，如某某大主教性侵犯幼童，某某总统的第三者绯闻，这些事都属于人性的劣根性，与当事者是不是精英无关。至千台湾“立法委员”会场斗殴、打群架，则恐怕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下层，一帮下层社会的代表采取他们自已惯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倒也不足为奇。然而，为什么一位如此资深的学者、院士候选人，做什么不好，非要采取这样一种街头小混混的报复手段？而且，即使方某人断了他的院士路，他不是还有多项耀眼的头衔光环绕身，高居于一般大众之上吗？谁敢瞧不起他半点？犯得着一锤子自毁前程？这下可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一辈子的名节全完了，自己还要进监牢。想出这种馈主意来，这人不是脑子进了水，就是板砖拍昏了头。

近年来，“山寨”一词颇为流行，其含义似乎也无所不包。举凡一切模仿、假冒、跟风、复制、借代的事或物，均可冠之以“山寨”或“山寨版”。从山寨手机、山寨软件、山寨红歌、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鸟巢到山寨诺贝尔奖，往往带有嘲弄或自嘲的成分，假装欺骗，实为恶搞。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国式的幽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看就懂，并且兴致勃勃地跟着起哄，情不自禁地加入这场“狂欢”之中。不过，山寨的前提是，有可供山寨的样本和原型，然后人们纷纷在这一原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变形、扭曲甚至解构，千是皆大欢喜：这些神圣庄严的偶像原来不过如此！这其实暴露出了山寨作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乏，他们除了亵渎和贬损已经存在的典范之外，自己并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典范来，反而透露了对旧的典范的某种艳羡和嫉妒。

在《书屋》今年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改造自己“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让自己主动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国家政治风向的不归路，许多“没有改造好”的亦即还保有一丁点启蒙思想残余的文化人惨遭整肃，却还心悦诚服，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剑子手的帮凶。这一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这就是“顾大局、识大体”，而大局和大体无非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在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中，最能够体现摩罗所谓“中国站起来”的恰好是“文革”时代，我们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叫板，并以“拯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受压迫人民”为己任。虽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的，但在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热昏的呓语而已。

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经验”的一种概括。我曾认为，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出来，靠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低廉血汗而创造出GDP的奇迹时，一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种成就归功于相关部门的“英明决策”，并为之总结出一套“模式”来。“中国模式”的提出，无非表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献媚的机会而已。但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