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在《书屋》今年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改造自己“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让自己主动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国家政治风向的不归路，许多“没有改造好”的亦即还保有一丁点启蒙思想残余的文化人惨遭整肃，却还心悦诚服，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剑子手的帮凶。这一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这就是“顾大局、识大体”，而大局和大体无非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在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中，最能够体现摩罗所谓“中国站起来”的恰好是“文革”时代，我们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叫板，并以“拯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受压迫人民”为己任。虽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的，但在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热昏的呓语而已。

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引起了网上热议，许多人纷纷谴责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这种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某些头脑发热的学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经验”的一种概括。我曾认为，当中国从“文革”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出来，靠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低廉血汗而创造出GDP的奇迹时，一些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种成就归功于相关部门的“英明决策”，并为之总结出一套“模式”来。“中国模式”的提出，无非表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献媚的机会而已。但看来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三十年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谈到世界各民族的童年有的是“野蛮的儿童”，有的是“早熟的儿童”，希腊人则是“正常的儿童”。当时很自然地就把我们中华民族归入了“早熟的儿童”。后来听说张光直先生把中华文明“正名”为正常的文明，希腊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特例”，这是把早熟当正常了，当然也就会把正常视为另类，就像中国的父亲喜欢把儿子正常的调皮捣蛋骂作“孽种”一样。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争的。正不正常，反正早熟是事实。但马克思没有提到，早熟的一个后果就是永远长不大。就像乡下人叫做“耿古佬”、“千年矮”的那种发育不良的人，很早就娶妻生子了，一直保持十一二岁儿童的个子，却满脸的皱纹。这种人我们下放时见得不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据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不过，身体上的早熟和幼稚只是心灵上早熟和幼稚的一个象征。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奥运速滑冠军周洋答记者问，充分暴露了潜规则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无处不在。据说周洋在获得冠军后第一次答记者问，说是她最想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希望能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于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在全国政协讨论教育问题时就不点名地批评她，说运动员取得成绩应该先感谢国家，怎么能先感谢父母？并认为，这说明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的关注。这话说得非常典型，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标本。它说明潜规则早已成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心中自明的规则。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二十多年前，每当电视台黄金时档，街头巷尾都会传出电视片《霍元甲》中那深沉的主题歌声，我和妻子就会搬张小凳子，到隔壁人家的18寸黑白电视机前，在人丛中找个位子坐下，观看这部新奇的武打片。在此之前，我们只看过古装的《少林寺》，而这一部是现代题材的，更具现实感。其中尤其让人热血贲张的是打败日本武士的情节，每个中国人似乎都为此好好地过了一把复仇的瘾。但影片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又叫人欲罢不能，千是后来一些年又演绎出了《陈真》、《精武陈真》等系列，以满足大众的胃口。前年的《李小龙》也可以看作国人这一爱国情结的延续，与《霍元甲》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如打碎日本人悬挂的“东亚病夫”的牌子，战胜日本武士。当然也有了不少改进，比如让一个日本武士心甘情愿地充当李小龙的跟班，还有让李小龙在美国读哲学。只是从头至尾，我都没能看出哲学在李小龙的武术生涯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很少激发起真正的“匹夫”即一般平民百姓的爱国之心，倒是给那些读过几本书却仍然是一介布衣的穷秀才们说大话提供了由头。这种人我见得多，他们即使还没有沦落到孔乙己那样“站着喝酒”的悲惨地步，但“长衫”是绝不肯脱下来的。这长衫就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大话，开口闭口就是“我国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近期中期目标是什么什么”，“中国清楚地知道”，“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没有榜样”···给人的感觉，他们已经大权在握，不是国防部长就是军委主席，或者至少是当权者的得意幕僚——其实他们狗屁都不是，只差没有给丁举人打折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