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当了十几年的哲学教师，常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中国人越来越务实、入俗，已经没有几个人关心哲学了。多年来哲学系招不到第一志愿报考的本科生，就是一个明证。我常想，中国这么大，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些有哲学天分的苗子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识魏敦友君已有好多年了，那时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分到湖北大学工作。我惊异于他思想的敏捷和表达的清晰，在他考上杨祖陶先生的博士生后，这些优点使他获益匪浅。他对庄子和海德格尔的兴趣使他一直关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在这方面我与他有不少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一谈就到深夜。我很清楚他这本书的真实意图并不在单纯的学问，而在于要表达一种思想。他把思想融会贯通于学问之中，这种做法是我非常赞同和欣赏的。我希望他在思想和学问这两方面不断取得更多的成就。

王攸欣博士的这本书，给我们澄清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本书的主题虽然只涉及到王国维和朱光潜在美学思想上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但就其所牵涉到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来说却具有普遍意义。作者立足于解释学的立场，通过具体而详尽的文本分析，指出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和期待视界对西方文化因子的选择和扭曲，但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和扭曲，西方文化的因子才较为顺利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使中国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因子经过这样的选择和扭曲，往往完全改变了其性质，使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先的期待效果，因而“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审察西方文化的视界，···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西方民族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使人类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核心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透彻理解”，这样，中西文化交融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真正融合尚有很大距离”。这是很有见地的。西方现代解释学往往被一些中国学人理解为“六经注我”式的任意发挥，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测，变成了为成见、偏见和一厢情愿地固守传统作辩护的理论；本书则深刻把握了解释学理论本身的内在张力，并强调其打破传统限制而向“本文”突进、摆脱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而创造“真理”的一面。

21年前，我与望衡走进了同一个研究生考场。说起来，我考研究生与他的怂恿还有点关系。当时我正在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书禁初开之际，我三天两头地跑省图书馆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一段时间关心的是美学问题。可是，当我把五六十年代国内美学讨论的论文集《美学问题讨论集》六辑全部读完，还想再借一点国外的美学论著来读时，就再也借不到了。记得那一天，我又来到借书台，把我从目录卡上抄来的一张密密麻麻的书单递过去，等了约莫20分钟，里面甩出一句：“一本都没有！”我怎么也不相信，在借书台前徘徊良久，想看看别人是不是像我一样碰钉子，也想趁别人来还书时拦路截下我所要的书。这时来了一位三十来岁、颇有学者风度的人，拿出一张省出版局的介绍信和管理员交涉了一下，然后自己进书库里去抱了一大堆书出来，放在台子上一本一本地挑选。我一看，眼睛都发直了，竟全是国外美学理论的书！我试探着与那人搭腔，问他可不可以把他挑剩下的让给我，他看了看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从他那里拿到了一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好像还有另外一本。我喜出望外，和他聊了一会儿，知道他叫陈望衡，在省人民出版社工作，准备报考美学研究生。

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正如许多更早的前辈学者一样，虽然一辈子潜心研究学问，却不肯轻易著述，以至于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讲义、讲稿长期压在抽屉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1992年，当我协助他整理完1962年写的一部教材（即《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后，又向他提议再协助他将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写于1983年）整理出版时，他仍在犹豫不决，未置可否。直到1993年夏，由于要完成国家教委下达的博士点科研基金项目，在我的一再鼓动下，几经考虑，才答允了我的请求。但这次给我规定的任务，不是一般地整理讲课稿，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

“寓言小说”或哲学寓言这种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除了带有政治性的乌托邦作品（如莫尔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如奧威尔的《一九八四》）之外，还有更具文学性的，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等。张远山先生的《通天塔》一书定位于“反乌托邦小说”之列，但立意比一般政治性的反乌托邦小说更高，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本书从头至尾都是由疯子口里说出来的“疯话”和“梦话”，这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魔幻”想象拓展开了极大的空间，但也使本书的主题思想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了一个至今尚未破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