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那是大约30年前的事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连串无尽期的阴霾的日子。大饥荒正在根据某种规律，使中国这片过于拥挤的土地上的人口变得稀疏起来。一个11岁的孩子还不懂得愤怒，而只有虔诚，可是我忘不了那亢进的胃中时时翻腾起来的令人发狂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唯一使人感到童年的充实的，是书。

当代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如能有意识地进行这样一些基本训练，对将来在学术的道路上牢牢把握自己的方向肯定是有好处的。

当然，作者在一些地方也的确有把黑格尔捧得太高之嫌，给人一种黑格尔不可超越的印象。但仅凭这一点就否认一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妥当的。中国学术发展到今天，应当允许有一些理论上的“极端分子”自由发言，哪怕出现几个“黑格尔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等又何妨？重要的是他们是否通过真诚的学术研究而表达了真知灼见，还是仅仅作一种虚伪的学术炒作。我们甚至认为，一个真正具有理论深度的“黑格尔主义者”要比100个赶时髦的“海德格尔派”或“福柯派”更有价值。何况本书作者也并没有无条件地赞同黑格尔，在不少地方他也指出了黑格尔的失误和偏颇。我们相信，只要作者保持这样一种纯粹学术的态度，本书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不足之处也必然会随着作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逐渐得到克服，开拓出更加宽阔的视野。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没有人比胡塞尔更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了。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界像以往一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如海德格尔（后期）热、维特根斯坦（后期）热、福柯热、德里达热等，虽然热度越来越小，范围越来越窄，但总有那么一两个命题或论点是某位哲学家“走俏”的通行证，这些命题或论点多半是触动过中国学者那多愁善感的神经的。唯独胡塞尔，不但从来没有时髦过，而且现在居然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一我们从他那里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我们的激情借题发挥一通的句子。这位古板的犹太人只是枯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用永远平淡的语调自言自语，存心不想引人注目。尽管对胡塞尔的理解和阐释目前已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块“心病”，然而在胡塞尔早已去世的今天，一个想要研究和谈论胡塞尔哲学的人尤其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他注定不会有多少欣赏者和附和者——甚至哪怕是反对者，他必须长期与幽灵或上帝对话。本书的作者张廷国君就属于这个普遍浮躁的时代中少数甘于寂寞的学者。

我与何卫平君认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我经常举办的系列讲座的一个忠实的听众。在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中，我发现他特别对钴研高深的哲学问题感兴趣，常常搭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我家来请教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问题，并在担任中学英语教师的繁忙工作之余，与人合译了一部《存在主义辞典》。然而命运在他的治学道路上设置了无数的障碍，直到1993年，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辛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才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杨祖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进入到他真正倾心的德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来。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调入武大哲学系西哲教研室工作。近年来，他在国内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过关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辩证法的论文多篇，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但由于此课题在目前国内学术市场上被视作“冷门”，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他的博士论文的出版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却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对论文作精心的修改和充实。此次上海三联书店的汪宇先生慨然允诺出版该书，不仅对何卫平博士本人是一个时来运转的契机，对学术界也是一大幸事。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此向何卫平博士表示祝贺。

胡塞尔现象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本人虽然在1987年就阅读过倪梁康先生翻译的《现象学的观念》，在1989年开始译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后与张廷国合译，于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但至今仍然只能说是一名初学者，有大量的问题还在揣摩和疑惑中，还有许多必要的书未能来得及仔细阅读和研究。但我坚信一点：一个有恒心的思想者，只要他坚持不懈地运思，并与志同道合者加强交流，他是能够攻克现代哲学中这一最坚固的思想堡垒的。对此，我愿与高秉江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