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入口处
对美国人罗伯特·所罗门教授所著、张卜天译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一书的评论。
生命的尴尬和动力
近些年来，常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那么累死累活地干了，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了。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善意劝说，他们希望我健康，活得长久一点，我真的很领情。但平心而论，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为了“功名”而累死累活过，如果是那样，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是一场黯淡无光的人生，顶没意思了。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劳动光荣”，人总应该积极努力向上，人生就应该做点事情。几十年来，小时候的教育几乎都被我“呕吐”光了，唯有这一点朴素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驻扎在心底，成为我一直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摆脱的生活模式。
论康德对自然形而上学的重建
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他立足于“先验人类学”的眼光，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逻各斯）精神底下挖掘了背后隐藏着的能动的努斯精神。但除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导致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关系的颠倒以及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的确立之外，这种形而上学仍然是建立在语言的逻辑功能之上的。这种逻辑功能开始接触到了非逻辑功能，即必须置于一切逻辑推理之前的主体能动性和自发性；然而，由于康德把这种能动的认识活动只限于现象界，也由于他面对先验想象力的自发能动性的退缩，他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只能让这种主体能动性半途而废，在一只脚踏入认识领域的同时，又留下一只脚在人的认识之外，为脱离语言的逻辑功能而转向非逻辑功能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从哲学人类学看语言的发生学——《学习与探索》
语言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其起源只有从人类生产劳动这一“人猿之别”的起点中才能得到解释。尤其要注意的是，人类生产劳动除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本质特点就是随身携带工具，它使得工具作为一件自然物品具有了人的“延长的手”的性质，使自然和人、个人与群体处于既同一、又不同的自否定的辩证关系中。这一结构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就成了人类语言（手势语和言语）的起源，并导致人的语言具有自否定的“递归性”，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媒介。这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的根据，它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解释了实证的人类学所无法解释的许多难题。
论海德格尔诗化的语言哲学
海德格尔后期走向语言哲学，其实是他在发现西方形而上学在完成后走投无路之时唯一可选择的出路。他暗示出来的是，如果我们既不想再束缚于物理学和物理学之后，又不满足于伦理学和伦理学之后，我们面前所剩下来的就只有一条路，这就是语言学或语言学之后。但“语言学之后”已经被语言分析哲学败坏了，造成了语言的逻辑功能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只有语言的诗化功能（非逻辑功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的看法，标志着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中除分析哲学之外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即向诗化的语言哲学突进。然而，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语言学转向来发掘语言中的非逻辑功能，以便从中继续追问存在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但这背后所隐藏着的实际上是上帝的创世之“道”，是尼采式的对上帝的追寻。中国学界的研究者们大都把海德格尔的诗化的语言哲学和中国传统的诗化哲学相比拟，认为在其中可以看到最有希望的中西哲学交通和融汇的契机；然而，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哲学中反传统的英雄，实际上并未从西方哲学传统中走出多远，在貌似激进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诸多历代哲人所追求的梦想。表现在他的语言哲学中，是有两大门槛阻碍着他向东方哲学靠拢：第一道门槛是对“存在”的追问；第二道门槛是对存在的这种追问最后变成了对神的信仰。这两大跨不过去的门槛严重阻碍了海德格尔对中国诗学和诗化哲学的认同。因此，海德格尔诗化的语言哲学的许多说法虽然听起来与东方的儒、道、禅极其相近，实际上却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但即使如此，就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成功的）解构而言，这种向诗和语言的转向却给我们今天重建形而上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