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回应邓晓芒先生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思想版2000年2月1日刊载邓晓芒先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对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评论。本着学术探讨的宗旨，我现在对邓文中若干批评文字提出一点商榷之商榷。由于篇幅限制，我主要谈对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对范畴的理解。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陶东风先生近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中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就是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保守还是激进，其实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共同接受儒家的‘大同’与‘均贫富’等一套平均主义价值”（第51页）。如“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实际上应该叫作玄学与玄学的论战，因为事实上，‘科学’在论战中已经变成了与玄学同质的话语”，即变成了“超级的、霸权化的人文话语”（第129页）；而“文革”的革命意识形态也并非西方（法国）激进思想的结果，“而是沿袭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的本有传统”（第196页）。另一个很好的想法是，作者主张知识分子在面对当前的世俗化、市场化的潮流时，既不能拒斥它，也不能无条件地拥抱它，而应当“优化它”（第18页）。
徐少锦：“人格”有道德涵义——与《人格辨义》一文商榷
《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发表的《人格辨义》一文，对人格的涵义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不过，此文论定人格一词只有心理的和法律的而无伦理道德的涵义等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再辨“人格”之义——答徐少锦先生
读到徐少锦先生跟拙文《人格辨义》商榷的文章《“人格”有道德涵义》一文，很钦佩作者的求实精神和穷根究底的态度，但仍感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是徐先生未曾考虑周全的，特提出再辨，以就教于徐先生和学界同行。
活，还是不活——评余华的《活着》
好多年前读余华的《活着》，曾有一种深深的感动。然而，当时我写文学评论书《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时，却最终没有把这篇小说纳入进来。有人问我为什么，答曰“不好评说”。说真的，对于这篇小说，我只是感动，但很难抓出什么来说一说、评一评。因为它不涉理路，没有概念，也许这就是一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吧。可是最近偶尔翻到余华为自己的《活着》所写的“前言”，却道出了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所构思的“理路”和“概念”。他讲了很多道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等等，最后落实到他听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感受：“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所以他写了《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