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好多年前读余华的《活着》，曾有一种深深的感动。然而，当时我写文学评论书《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时，却最终没有把这篇小说纳入进来。有人问我为什么，答曰“不好评说”。说真的，对于这篇小说，我只是感动，但很难抓出什么来说一说、评一评。因为它不涉理路，没有概念，也许这就是一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吧。可是最近偶尔翻到余华为自己的《活着》所写的“前言”，却道出了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所构思的“理路”和“概念”。他讲了很多道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等等，最后落实到他听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感受：“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所以他写了《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今天是我七十年人生旅途中的重大的日子，承蒙湖北大学错爱，我以古稀之年受聘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接过聘书，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只能由衷地说一声：感谢！感谢领导们的青睐，感谢同袍们的深情厚谊，感谢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

对美国人罗伯特·所罗门教授所著、张卜天译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一书的评论。

近些年来，常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那么累死累活地干了，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了。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善意劝说，他们希望我健康，活得长久一点，我真的很领情。但平心而论，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为了“功名”而累死累活过，如果是那样，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是一场黯淡无光的人生，顶没意思了。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劳动光荣”，人总应该积极努力向上，人生就应该做点事情。几十年来，小时候的教育几乎都被我“呕吐”光了，唯有这一点朴素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驻扎在心底，成为我一直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摆脱的生活模式。

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他立足于“先验人类学”的眼光，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逻各斯）精神底下挖掘了背后隐藏着的能动的努斯精神。但除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导致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关系的颠倒以及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的确立之外，这种形而上学仍然是建立在语言的逻辑功能之上的。这种逻辑功能开始接触到了非逻辑功能，即必须置于一切逻辑推理之前的主体能动性和自发性；然而，由于康德把这种能动的认识活动只限于现象界，也由于他面对先验想象力的自发能动性的退缩，他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只能让这种主体能动性半途而废，在一只脚踏入认识领域的同时，又留下一只脚在人的认识之外，为脱离语言的逻辑功能而转向非逻辑功能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语言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其起源只有从人类生产劳动这一“人猿之别”的起点中才能得到解释。尤其要注意的是，人类生产劳动除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本质特点就是随身携带工具，它使得工具作为一件自然物品具有了人的“延长的手”的性质，使自然和人、个人与群体处于既同一、又不同的自否定的辩证关系中。这一结构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就成了人类语言（手势语和言语）的起源，并导致人的语言具有自否定的“递归性”，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媒介。这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的根据，它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解释了实证的人类学所无法解释的许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