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拙文《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于第八期《书屋》发表后，立即就有了回应，这是令人高兴的。近收到胡胜华先生来信，对拙文既有赞同，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读后颇有启发。但细细品味，似乎也有一些误会，主要是在我对待胡适的态度方面，胜华先生似有不平之意，埋怨我抹杀了胡适的巨大功劳，将之排斥在了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有些什么功劳这方面，研究近现代史的胜华先生应当比我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专业性的发言权。只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与他是否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恐怕还是两回事。

陶东风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对我发表于该周刊2月1号上的评论文章做出了《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的回应。这种对话是我一直都在企求而往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陶先生的标题似乎是提醒我注意到他书中的上下文语境。为了将问题进一步澄清，我想对这个问题再作一点探讨。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思想版2000年2月1日刊载邓晓芒先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对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评论。本着学术探讨的宗旨，我现在对邓文中若干批评文字提出一点商榷之商榷。由于篇幅限制，我主要谈对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对范畴的理解。

陶东风先生近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中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就是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保守还是激进，其实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共同接受儒家的‘大同’与‘均贫富’等一套平均主义价值”（第51页）。如“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实际上应该叫作玄学与玄学的论战，因为事实上，‘科学’在论战中已经变成了与玄学同质的话语”，即变成了“超级的、霸权化的人文话语”（第129页）；而“文革”的革命意识形态也并非西方（法国）激进思想的结果，“而是沿袭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的本有传统”（第196页）。另一个很好的想法是，作者主张知识分子在面对当前的世俗化、市场化的潮流时，既不能拒斥它，也不能无条件地拥抱它，而应当“优化它”（第18页）。

《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发表的《人格辨义》一文，对人格的涵义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不过，此文论定人格一词只有心理的和法律的而无伦理道德的涵义等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读到徐少锦先生跟拙文《人格辨义》商榷的文章《“人格”有道德涵义》一文，很钦佩作者的求实精神和穷根究底的态度，但仍感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是徐先生未曾考虑周全的，特提出再辨，以就教于徐先生和学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