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

笔者年初曾以《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为题，在《学海》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三万五千字长文（实际是四篇系列文章），对国内2002—2005年所展开的有关儒家亲情伦理及其在现代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延伸。拙文发表后，见到网络上孔门弟子一派喧哗之声。虽然我事先预料必有一场大论战，但一是因为没有时间，二是因为不愿意无端卷入不讲章法的“群众运动”之中，我一直没有对网上的攻击作出回应，而期待在正式刊物上来摆开战场。所以，见到今年第2期《学海》刊登由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现代“儒生”所写的对我的系列反驳文章（总字数达6万余字），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很高兴能够由于我而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因此不嫌麻烦，愿意对四位的四篇论文逐一进行回应（有的是再回应）。

这个增订本分上下两篇。上篇保留原书（201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关于儒家伦理的那场论战的基本内容；下篇是论战的余绪，并补入阐述新批判主义的四篇文章。通观全书，论题涵盖儒家亲亲相隐的实质及历史作用，忠与孝的关系，对儒家伦理的正向理解与反向理解，逻辑和仁德、或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正反双方的辩难。此外，论题还涉及对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关于子讼父是否合乎正义原则的辩难的理解，儒家亲亲相隐与罗马法及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容隐制度的本质的不同等内容。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本书上篇收录的是作者跟全国各地学者就“亲亲相隐”的争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评论，说这场争论是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这场争论是要传于后世的。

陈康好像说的是将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就以后，以不通中文为恨。（肖：也许我记错了。我有时太强调语言，容易记成这样。）不是说古希腊语，而是说读古希腊哲学要到中国来，就像我们读儒家哲学到加拿大，到波士顿去拿博士学位一样。将来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说去美国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还有点别的因素，比如尝试新文化，但是说到日本，到新加坡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现在好像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将来为什么就不能有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是拿西方中世纪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拿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呢？从逻辑上来说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西方启蒙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按照“理性”本身的逻辑层次，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人和动物的区别的最广义的理性所造成的广义的“启蒙”，即文明开化，通常不归于严格意义的“启蒙”。英国启蒙运动达到了第二阶段的启蒙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知识就是力量），理性只是众多工具中最有“力量”、最有用的一种工具。法国启蒙运动把第三阶段的理性直观提升为“理性的法庭”，理性不再能够被当作工具来运用、来证明别的东西，而是一切证明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德国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启蒙思想则凭借“思辨理性”而上升到了辩证法，即自由和必然的统一，理性既不只是其他目的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而就是人自身的真正本质。西方启蒙的实质就是理性的觉醒，西方启蒙的进化就是理性的进化，从理性的这一逐步提升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能够找到历史发展中的理性线索，即人类自由在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理性的启蒙永远不会过时，而是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