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笔者年初曾以《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为题，在《学海》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三万五千字长文（实际是四篇系列文章），对国内2002—2005年所展开的有关儒家亲情伦理及其在现代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延伸。拙文发表后，见到网络上孔门弟子一派喧哗之声。虽然我事先预料必有一场大论战，但一是因为没有时间，二是因为不愿意无端卷入不讲章法的“群众运动”之中，我一直没有对网上的攻击作出回应，而期待在正式刊物上来摆开战场。所以，见到今年第2期《学海》刊登由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现代“儒生”所写的对我的系列反驳文章（总字数达6万余字），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很高兴能够由于我而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因此不嫌麻烦，愿意对四位的四篇论文逐一进行回应（有的是再回应）。

这个增订本分上下两篇。上篇保留原书（201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关于儒家伦理的那场论战的基本内容；下篇是论战的余绪，并补入阐述新批判主义的四篇文章。通观全书，论题涵盖儒家亲亲相隐的实质及历史作用，忠与孝的关系，对儒家伦理的正向理解与反向理解，逻辑和仁德、或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正反双方的辩难。此外，论题还涉及对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关于子讼父是否合乎正义原则的辩难的理解，儒家亲亲相隐与罗马法及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容隐制度的本质的不同等内容。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本书上篇收录的是作者跟全国各地学者就“亲亲相隐”的争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评论，说这场争论是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这场争论是要传于后世的。

陈康好像说的是将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就以后，以不通中文为恨。（肖：也许我记错了。我有时太强调语言，容易记成这样。）不是说古希腊语，而是说读古希腊哲学要到中国来，就像我们读儒家哲学到加拿大，到波士顿去拿博士学位一样。将来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说去美国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还有点别的因素，比如尝试新文化，但是说到日本，到新加坡拿中国学问方面的学位，现在好像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将来为什么就不能有西方人到中国来拿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是拿西方中世纪方面的博士学位，或者拿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呢？从逻辑上来说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西方启蒙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按照“理性”本身的逻辑层次，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人和动物的区别的最广义的理性所造成的广义的“启蒙”，即文明开化，通常不归于严格意义的“启蒙”。英国启蒙运动达到了第二阶段的启蒙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知识就是力量），理性只是众多工具中最有“力量”、最有用的一种工具。法国启蒙运动把第三阶段的理性直观提升为“理性的法庭”，理性不再能够被当作工具来运用、来证明别的东西，而是一切证明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德国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启蒙思想则凭借“思辨理性”而上升到了辩证法，即自由和必然的统一，理性既不只是其他目的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而就是人自身的真正本质。西方启蒙的实质就是理性的觉醒，西方启蒙的进化就是理性的进化，从理性的这一逐步提升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能够找到历史发展中的理性线索，即人类自由在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必然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理性的启蒙永远不会过时，而是人的使命。

在语言的形而上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大基本原理：一、语言的自否定本质，语言本质上是辩证法的，它的“是”即蕴含着“不是”，任何“真话”都隐含着“谎言”，否则不成其为语言；二、语言的自欺功能，有意识的自欺或假扮游戏是语言的灵魂和生命，它基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同时又给这种结构提供了现实的确证；三、语言的修辞学或诗学属性，一切语言都由诗性而发生，这也是语言中的语法和逻辑功能的起源。我所设想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所要探讨的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和逻辑功能的关系，双方不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处于“自否定”的辩证进展中，这构成了“语言学之后”的最基本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