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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或“心”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是牟宗三读康德哲学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与儒家学说中的“心性”挂起钩来，所以对此他不吝篇幅，在其研究康德哲学的两部成熟期的代表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作了大量的论述。但该问题不仅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康德以后的发展（从费希特直到胡塞尔的“自我学”）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将要证明，牟宗三在康德的自我问题上充满着误读，当他自以为打通了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时候，恰好暴露了他以中国哲学的立场无法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语境，实际上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而已。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大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分别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说明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

牟宗三对康德的“智的直觉”极为感兴趣，曾作过大量的探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书《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将这个概念作为从康德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过渡到中国哲学的桥梁。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对康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从康德的这个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是不合法的，是经不起康德“批判哲学”的检验的。在中国哲学的意义上承认“智的直觉”，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牟宗三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是一个被视为泰斗级的人物，他不但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而且是当代研究康德哲学的权威，自英译本所译康德三大批判及对康德的大量疏解，在海内外均有广泛影响。诚如他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言：“自民国以来，讲康德的尚无人能作到我现在所作的这点区区工夫，亦无人能了解到我这点区区的了解，不过，牟先生学术活动的创获时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距今已有20多年，即从牟先生1995年逝世以来，亦已过去10年了。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的康德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过来的康德三大批判的出版，使我们有了重新检视牟氏康德研究成果的机会。本文无意于否定牟氏在国人康德哲学研究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只是试图立足于近20年来我国西学研究的新台阶，对牟氏康德研究中的一些误读作一澄清，以便将国内的康德研究水平更加提升一步，消除一些人云亦云的成说。

自从2007年我在《学海》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发难”的文章《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来，我与郭先生的弟子们的这场有关儒家“亲亲相隐”或“亲亲互隐”的争论，算到胡治洪先生的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为止，已持续了一年零六个月。胡先生的文章最后单独发表，且加上了有关与我们的争论没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两位作者的讨论（涉及我的只有三千多字），这与此前他们四位结成一个阵营来与我对阵、每人动辄洋洋一两万言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胡先生在他的最后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句式是：“明明”如何如何，而“邓先生却硬要”如何如何。这种句式已经谈不上讲道理了。因为所谓“明明”如何，其实恰好是一笔糊涂账，这正是我“硬要”用逻辑和事实来澄清的；胡先生却撇开我的论证而坚持自己那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只是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这种文章已经不再具有回应价值了，所以我也没有再写文章来作进一步回复。胡先生的另外三位战友及时罢手收兵，还是比较明智的。

《学海》杂志今年第1期刊发了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后，引来了一系列商榷和反驳的文章，其中有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的四篇已发在《学海》今年第2期上，对此我已作了一对一的回应，发于该刊第4期。林桂榛先生的《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则是第五篇公开发表的商榷文章，发于《江苏社会科学》今年第4期上。网络上的文章更多，但为了避免打乱仗，我一般只回应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以愿在这里对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林文”）作答。林先生的文章（引用只注明《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页码）共分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