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犹太神学家赫舍尔进一步推进了康德的问题。他在其所著的《人是谁》中认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提得并不恰当，它表明提问者仍把人当作与任何其他事物同一层次的物来看待，正如问“马是什么”、“云是什么”等等一样。人根本不是“什么”，他不能定义，没有“本质”。正确的提问应当是：“人是谁？”每个人与每个人都是绝不相同的，他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只有提到他的名字，才能对他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也不仅仅是外在的事实性的揭示，更是内在的可能性的呈现。

近些年来，“霸权主义”这个词在书籍和文章中频频出现，“文化霸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贸易霸权主义”、“话语霸权”、“知识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不一而足。然而，到底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霸权主义”，什么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利才叫作霸权，对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过问。这些用语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情绪化的倾向，一种不满和愤慨，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就说对方是“霸权主义”，几乎相当于一句骂人的话。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权力的确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霸权”或“霸权主义”，尤其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我们这个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的“物竞天择”规律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继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之后，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驳论，即《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显然，石先生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细致多了，这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由表达的不确切带来的误解。不过，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摆明真正的分歧在哪里。为此，我愿再与石先生继续商讨。

石砩先生的《为“大孔子学说”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一文，针对我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和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拜读石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该文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尽管我的文章中谈“理论”的部分比谈“情感”的部分要多将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却仍然只抓住情感来做文章，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石先生指责我在批评胡先生和“新保守主义”时“并没有恪守客观和理性的原则和尺度，相反带有过分强烈的情绪色彩”，并主张对胡先生的“大孔子学说”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这的确令人高兴并寄予希望。但读完石文，我丝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表现在什么地方，无非还是用一种情感去辩护一种情感，反对另一种情感罢了。

对邓晓芒—吴疆论辩的解读与分析发现，论辩主题“反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理论上均基于语言意义的语义或元语义维度。以此为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哲学本质上并不完全蔑视和排斥语言学或偏爱超语言的隐喻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蔑视和拒斥语义学（包括元语义学）的传统。论证表明，在“道”与“名”关系层面，这一传统表现为强调“道”相对于“名”的不可言说性；在名实（言意）关系层面，该传统表现为重实、意，而轻名、言；在禅宗机缘性会话中，它表现为偏重活句，而轻视、拒斥死句。这一传统的后果是作为哲学基本维度的语义学在中国哲学中始终处于弱势，甚至缺失。

话题源自这样一个问题，即何谓历史？在常人的眼中，历史学家都是研究故纸堆的，过去了的事情，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当今现实。所以历史往往被人们视为史料的堆积、记忆的碎片，虽然有助于人们获得某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却很少有人吸取这种教训，因为人人知道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再多的教训也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再试一次”的渴望。在这种理解之下，以往的历史毫无意义，或者顶多有点修辞学上的意义，为了说明今天的某事，而拿历史上的某事来比附说事，这就是“影射史学”。于是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你想要怎么说她就怎么说她，她永远不会说话和提出抗议。因为历史基本上被看作“死人的王国”，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表面化的观点，随着人类历史自我意识的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了。自从近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还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在向历史的内在本质深入，并启发今天的人们把历史理解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必要重新来问这个问题：何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