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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7年我在《学海》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发难”的文章《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来，我与郭先生的弟子们的这场有关儒家“亲亲相隐”或“亲亲互隐”的争论，算到胡治洪先生的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为止，已持续了一年零六个月。胡先生的文章最后单独发表，且加上了有关与我们的争论没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两位作者的讨论（涉及我的只有三千多字），这与此前他们四位结成一个阵营来与我对阵、每人动辄洋洋一两万言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胡先生在他的最后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句式是：“明明”如何如何，而“邓先生却硬要”如何如何。这种句式已经谈不上讲道理了。因为所谓“明明”如何，其实恰好是一笔糊涂账，这正是我“硬要”用逻辑和事实来澄清的；胡先生却撇开我的论证而坚持自己那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只是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这种文章已经不再具有回应价值了，所以我也没有再写文章来作进一步回复。胡先生的另外三位战友及时罢手收兵，还是比较明智的。

《学海》杂志今年第1期刊发了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一文后，引来了一系列商榷和反驳的文章，其中有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的四篇已发在《学海》今年第2期上，对此我已作了一对一的回应，发于该刊第4期。林桂榛先生的《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则是第五篇公开发表的商榷文章，发于《江苏社会科学》今年第4期上。网络上的文章更多，但为了避免打乱仗，我一般只回应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以愿在这里对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林文”）作答。林先生的文章（引用只注明《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页码）共分四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

近读发表在《学海》2007年第6期上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儒生再次针对我的一组批评文章（分别是《诬妄的批判——答邓晓芒教授》、《逻辑、法律与“原子”公民——邓晓芒先生的“连环锁子甲”》、《批判的前提——回邓晓芒教授》、《辨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深感论者成见之深。如果一个学者抱定一个立场来和对立观点论争，出于情感的原因，反正不能输，那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唯一能够解套的办法，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事实。本文尝试再次和四儒生作一次对话，是因为我相信在逻辑和事实的基础上，真理越辩越明。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

笔者年初曾以《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为题，在《学海》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三万五千字长文（实际是四篇系列文章），对国内2002—2005年所展开的有关儒家亲情伦理及其在现代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延伸。拙文发表后，见到网络上孔门弟子一派喧哗之声。虽然我事先预料必有一场大论战，但一是因为没有时间，二是因为不愿意无端卷入不讲章法的“群众运动”之中，我一直没有对网上的攻击作出回应，而期待在正式刊物上来摆开战场。所以，见到今年第2期《学海》刊登由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现代“儒生”所写的对我的系列反驳文章（总字数达6万余字），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很高兴能够由于我而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因此不嫌麻烦，愿意对四位的四篇论文逐一进行回应（有的是再回应）。

这个增订本分上下两篇。上篇保留原书（201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关于儒家伦理的那场论战的基本内容；下篇是论战的余绪，并补入阐述新批判主义的四篇文章。通观全书，论题涵盖儒家亲亲相隐的实质及历史作用，忠与孝的关系，对儒家伦理的正向理解与反向理解，逻辑和仁德、或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正反双方的辩难。此外，论题还涉及对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关于子讼父是否合乎正义原则的辩难的理解，儒家亲亲相隐与罗马法及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容隐制度的本质的不同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