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这是一部最近出版的较新的西方哲学史。本书全名为《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的哲学史》。我国读者过去所习见的西方哲学史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讲起，下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书作者为当代学人，内容则下迄20世纪末叶。本书的规格仍然是以历来各个哲学家为主，而于各个流派的传承、传播及其影响则涉及不多，所以严格说来仍是一部哲学家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哲学本身的历史。这本书也是一般哲学史的通例，不足为异。

美国学者斯通普夫和菲泽两位教授所著《西方哲学史》自2003年第七版出版后，最近经过修订的第八版面世了，仅此便足以说明这本书在国外英语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作者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思想的“日新”精神。我曾在2005年出版的该书第七版中译本序中预言：“可以预料，只要作者健在，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的哲学史问世。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目前，这一预言已被证实。《西方哲学史》第八版，正是作者们随着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作了诸多改动和增删而成的。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一个最明显的改动是，这一版增加了一章，即在“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之后，加了一个“启蒙哲学”（包括“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卢梭”、“锐德”）作为第12章，所以全书就由19章扩展到了20章。相对于以往的版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对卢梭的补入更是意义非凡。现代人往往把卢梭看作西方哲学甚至一般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例如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的最后一个标题就是“从卢梭到现代”。至少，自康德以来的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离开了卢梭就不怎么好讲了。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要把这种眼光真正的付诸实现，却是如此地艰难。它要求作者对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当代的体验，既不能事无巨细地纠缠于个别问题，也不能大而化之地跳过一些必须交代的阶段。我们面前的这本哲学史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它以长短适当的篇幅，将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清晰的展示，很适合作为大学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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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儒家伦理新批判》2010年版（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基础上，保留了文集的主体部分即我与六位儒家伦理的捍卫者（郭齐勇、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林桂榛）的轮番笔战，也就是本书的上篇；但对下篇的篇自做了调换。原来下篇包括我对车宗三先生在康德哲学上的误读的四篇批评文章，现在我把它们全部转到了我的另一本书即《康德哲学诸问题》里面去了，因为车先生虽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这几篇文章所谈的问题却不限于我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还包含有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主要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因此放到那本书中应该更为合适。现在这里的下篇，主要包括前面那场论战的余绪，即事隔两年之后我与郭齐勇、陈乔见的再次论战的文章，以及与邱文元、谢崛两人的三篇“遭遇战”的文章，再就是四篇正面阐述我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观点的文章（《中国道德的底线》《我与儒家》《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推进到新的层次》《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都发表于2010年以后。比起本书的初版来，这个新编本应该更加适合于书名所表明的主题，这就是对儒家伦理展开全方位的批判。

公孙龙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唯一的一位认真关注语言哲学、提出过诸多语言悖论并留下了系统的论证过程的哲学家。他的三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白马论》触及了殊相和共相的矛盾关系，《指物论》展示了能指和所指的指谓关系，《名实论》则讨论了作为“正名”方法的名实关系。在其中，他以敏锐的眼光暴露了所有这些问题内部所隐藏的但不可回避的“自否定”结构，但却由于他自身的逻辑训练不够到位而无法自圆其说，出现了一系列的逻辑漏洞和诡辩，表明中国哲学中先天性的“反语言学倾向”导致这位中国古代最机智的语言哲学家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