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2004年，正当全世界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诞生28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不知谁从德国寄来的一大卷用挂历大小的铜版纸印刷精美的宣传资料，每一张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印着英文的《论永久和平》的全文，以及人类自古以来所发生的所有的知名战争的名称。分送完这些资料，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永久和平是人类的终极理想。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其实平心而论，哪个民族又不是如此。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可以不凭借武力的争夺而能够在“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中无止境地发展自身，战争则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发动起来的，它并不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本性。

很高兴能跟这么多同学在一起交流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我是学西方哲学的，因此对西方精神的问题有自己长期的思考。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西方伦理精神以及它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意义。

一个学者如果有志于做这种工作，我认为就不存在“饭碗”和理念的冲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要学问做得好，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发财则休想。一个启蒙思想者首先应该对自己在这方面启蒙，即不是为吃饭而思考，而是为思考而吃饭。当代学人的犬儒化就是由于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思考当作吃饭的手段、发财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的奴仆。

我的题目是“门外谈中国画的创新”，门外，当然我是门外，这个毫无疑问，虽然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进到门内来，一直站在门外观望。最近因为参加鼎韵沙龙的活动，对周韶华先生的作品有一些接触，以前也知道韶华先生，但是没有专门研究过，因为自己不是这个专业，也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可以专门对周韶华先生的作品来做研究和推敲。这一次可以说第一次认真地接触周韶华先生的作品，八大本的《全集》，翻看了大概两集，来之前还看了一些小册子。原先没有料到，当时脑子里面没有印象，心想是不是一个中年画家，没想到居然这么大年龄了，快90岁了。看了这些作品，很有些震撼，也读了一些美术界的名家、一系列评论家对他的评论，非常受益。这里我想谈一谈我的一点感受。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例如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这是人道主义，因为总是在担心别人活得怎么样〉，“死了，我就安心”（这是个人主义，因为人都是要死的，而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必去管他人）。“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地做。”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载《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4期）一文中对此评论说，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这就使得鲁迅的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的“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当然，鲁迅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会更仔细地检讨一下自己在吸收西方思想时所不自觉地产生的偏差，并找到平衡自己的心态的方法了。在本文中，我打箅追溯一下鲁迅的这一矛盾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文化偏至论》（1908年）中所埋藏的根苗，以揭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存在着的某种误读，从而深化我们对这一场思想运动的性质的理解。

顷读湖南《书屋》杂志2004年第八期《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文中先生呼吁一个想做新型知识分子的人在生存问题有了基本的解决之后，应该想到，也有条件做到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一个颠倒（即“把思想本身当作人生的根本基础”）；呼吁“一个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影响社会政治的人首先应该考虑自己的本分和立足点的问题，不要蛻变为争夺权力的政客，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失落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乃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立意甚佳。事实上，先生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先生就有两件举动，令人欣赏，一是撰文批评北大改革，斥所谓“一流大学实乃一流衙门”，二是为不合理的博士论文制度，公开向武汉大学叫板，最后以辞去博导头衔为抗议，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实不多见。可惜，“世情薄，人情恶”，先生的批评和抗议，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沦为人们的谈资而已。

《尘埃》是残雪的一篇象征意味极强的散文小说。说它是“散文”小说，可它一点也不“散”，其实是一篇贯穿着强烈自由意志和个人独立意识的平民宣言。这种平民，和中国传统的“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与时下文人动不动就自我标榜的“草根性”也迥然各异，是一种对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的新型人格意识。

拙文《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于第八期《书屋》发表后，立即就有了回应，这是令人高兴的。近收到胡胜华先生来信，对拙文既有赞同，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读后颇有启发。但细细品味，似乎也有一些误会，主要是在我对待胡适的态度方面，胜华先生似有不平之意，埋怨我抹杀了胡适的巨大功劳，将之排斥在了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有些什么功劳这方面，研究近现代史的胜华先生应当比我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专业性的发言权。只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与他是否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恐怕还是两回事。当然，胜华先生所涉及的不仅是胡适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争自中、争民主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以及他不畏强权、秉笔直言的独立人格。但若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太多了，从古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到现代中国“为民请命”“解民倒悬”的志士仁人都是，而我那篇文章也就用不着写了。其实，我之所以要着意写一篇文章来申述我所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正是由于深感仅仅保持一种“不同政见”的立场，哪怕这种政见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见，哪怕为此还不惜与当权者发生冲突，也还不足以构成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因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在现代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中体西用”不仅仅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把自由民主的“国策”借用过来的。但那心态却完全可以是不自由的，有如一位郁郁不得志（包括不得其主）的谋士。

陶东风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对我发表于该周刊2月1号上的评论文章做出了《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的回应。这种对话是我一直都在企求而往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陶先生的标题似乎是提醒我注意到他书中的上下文语境。为了将问题进一步澄清，我想对这个问题再作一点探讨。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思想版2000年2月1日刊载邓晓芒先生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以下简称“邓文”），对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评论。本着学术探讨的宗旨，我现在对邓文中若干批评文字提出一点商榷之商榷。由于篇幅限制，我主要谈对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对范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