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灵魂的苦药

正是这几个拙劣的细节,使我猛醒过来,怀疑起整个电影的真实性来。当时我就对母亲说,莫太激动了,说不定整个情节都是捏造的。后来打开电脑一查,果不其然,历史上的叶问从未在香港和洋人比过武,也从来没有过一位洪拳掌门被洋人拳手在比赛中打死的记载。这时,我只觉得背上一股寒气袭来,发现在中国,并不只是中小学课堂上在向孩子们灌输“狼奶”,而且是在日常娱乐活动中,随时随地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赚钱)在用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着无意识的仇恨教育。就连对西方文化了解较多者如我,都还免不了遭受到潜移默化的毒素的影响,生活在中国这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的广大普通民众,如果缺乏反思精神,要想跳出自己的局限性而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则更是比登天还难。由此我想到,谎言在某些场合下,在某些文化氛围中,往往比真相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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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理论的兴趣很微弱,人们纷纷转向似乎最不需要理论、只要“浩然之气”的“国学”,热衷于发感概、谈体会和写一些“可读性”很强的漂亮文字。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决不能成为一个摆脱理论重压或逃避理论贫乏现状的避难所。相反,它正需要具有高层次理论素养的人去挖掘、去重建。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吸收进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中,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指导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我认为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前途的理论构想之一。冲破当前沉闷的学术气氛,最迫切需要的是锻造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对我来说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方法,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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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学校教育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又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体现。这就需要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做出深层次的反思。为此,我们特约请几住哲学学者围绕学校教育问题发表见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哲学学者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来关心并思考教育问题,共同推进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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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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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思想在近代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接触和碰撞以来,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中西文化和人格结构的本质差异,并通过爱情冲突在文学作品中把它揭示出来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这就难以深入到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最内在、最根本的思想层次。本文想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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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曾卓是当今我国诗坛上少有的几个保持着创作青春的老诗人之一。曾老的诗为什么至今还有如此迷人的魅力?为什么直到最近,他写出的诗还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对诗人所表达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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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乔木,要有深人地底的强大根系,要有既抖落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建设性的思想主干;它不只是调侃、解气和搞笑,而是深藏不露的幽默;不只是一味煽情,而是对情感的严肃审视;不只是儿童一般地显露“真性情”,而是对这“真性情”的痛苦的自我拷问。显然,一旦有这种乔木长出来,将遇到一式的冷眼而不是齐声赞美,这也是预料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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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复杂意蕴主要和时代精神的思想的丰富性有关,值此中两文化深度碰撞之际,中国当代文学有极其复杂而丰厚的文学土壤,理应产生出足以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大量作品来。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尤其在作品的复杂意蕴方画,很少有能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巨著相媲美的作品。《红楼梦》的文学土壤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以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契机,曹雪芹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脉络,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营养进行了几乎是一网打尽的吸收,才成就了这样一部旷世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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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儿童文学不要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只要能“寓教于乐”、丰富一下儿童的课余生活就足够了。在一般人眼里,童话可以永远停留在“白雪公主”和“大灰狼”的水平,顶多再搞出一大堆批量生产的“科技童话”、“益智童话”、“科幻童话”、“知识童话”、“德育童话”……就算对得起下一代了。至于连我们成年人都不大弄得清楚的“思想”,恐怕也就只能“免了”。儿童之所以可爱,“有童趣”“童真”,不就在于无思想、“单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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