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2022年下卷(总第42期)卷首语
在前年(2020年)张世英先生、去年(2021年)李泽厚先生两位哲学界前辈相继仙逝之后,今年又接到了我的同龄人、好友和哲学同好张祥龙君猝然离世的噩耗,国内哲学的星空一下子黯淡了不少,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开会,初识祥龙,正是“新启蒙”风头正盛的时期,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研究西方哲学,又对儒家思想如此投入,是怎么想的?”他回答:“经过‘文革’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总该还有些好东西!⋯⋯”当时感觉这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会议间歇时,我和他,加上倪梁康,三人一起去爬会场后面的小山,暗中较劲。我凭借在山区当过十年知青的功底,自然是第一个登顶,祥龙位居第二,梁康第三。喘息之余,三人相视而笑,遂为莫逆。后来在学问上,我和祥龙走了不同的方向,他借海德格尔抬高了儒家和孔夫子的地位,我则继续沿着“新启蒙”的道路一直往深处走,确立了自己的“新批判主义”的学术风格。尽管如此,我仍然把他视为圈内要好的朋友,只要有这一份真诚,观点的分歧就完全不是问题。最近我完成了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走向语言学之后》(三卷,120万字,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三卷中和祥龙进行了一番中西哲学的论衡,不料书还未出,斯人已逝,真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