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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不同，德语的Wissenschaft具有更广泛的“科学”含义，即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小科学）、社会科学（中间科学）和人文科学（大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为人文科学奠基，而是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奠基；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领域内的运用，相反，自然科学才是人文科学在自然领域中的运用。作为大科学的文、史、哲经常也要用到小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和中间科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方法，但都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它们最终都要归属于人学，即人的哲学，体现为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哲学方法。

生来自由是人的一个使命，一种本质可能性，但它不能保证人处处是自由的，人必须去不断地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自由人。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两千多年来儒家对乡愿的批判有个一脉相承的特点，即都把乡愿看作是有意骗人，向别人伪装成有德的假象，却没有指出其中“自欺”的心理结构，更没有看出它与一般人格的深层次的联系。与之相反，康德对伪善的批评则是从人性和人格中生来就伴随着的自欺结构入手的。儒家的大部分道德范畴在康德那里都可以保留，但它们的根基应该变成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那种狭隘的自然情感。这样一来，儒家的道德观就不再是那种自我纯洁感和自恋，而是包含有彻底的反躬自省成分。儒家伦理在今天日益走入困境，特别是日益暴露出其乡愿的本色，其根本症结在于他们的人性观中缺乏自由意志的深层次根基，因此需要经过一番理性的加工和阐释，而这种加工在康德哲学里面可以找到更多的理论工具和资源。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王路教授的《研究还是读后感》一文从分析哲学的立场出发，对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以及以“句读”方式做研究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种做法缺乏二手文献且不严谨，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些批评进行逐个观点的分析证明，这些指责本身是建立在忽视康德的一手文献和很不严谨的论证方式上的。对哲学经典著作的“句读”是学术研究进入到深层次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种严肃的做学问的方式，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的重要意义大大超出了单纯分析哲学的狭隘眼光，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等德国古典哲学领域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