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这中间大约隔了一个甲子，经历了中日之战和国共之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和此后一系列动荡历史，国人日益远离五四启蒙，直到物极必反。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当政治上国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记忆，人们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两次启蒙之间必须要间隔60年的原因。

古希腊和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说它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邓晓芒著作集汇。既然近几年都出了新版，已绝版的老版本书就不收录了。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于2017年3月17-19日举办了“陈家琪与当代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著名哲学家陈家琪教授几十年来在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研讨会间隙，我们专访了陈教授的多年挚友邓晓芒老师。

存在哲学不再是从感性自然界里面去找一个元素，找一个始基，或者说是找一种规定性，比如说数，数还是在自然界里边的一种规定性。不再是寻求这种始基，不再是用这种始基来解释万物的成因，爱利亚派的存在学说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对宇宙整体作一个抽象的规定，我们规定了整体，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我们刚才讲，从赫拉克利特的理性要再往上提升，再往上提升是什么呢？就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尺度”。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仅仅是自然界的尺度，万物运动的尺度。但是再往上提升就提升到更抽象的层次，就是宇宙整体的规定性，你如何规定这个宇宙整体。

伽达默尔的功劳在于，他在力图用语言表达出黑格尔认为不可言说而置之不顾的“意谓”中的非逻辑功能时，通过对话揭示了这种非逻辑功能的丰富的内涵，表达了诠释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而这是传统形而上学中依附于逻辑功能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不可能关注的。而且，他不但将自己哲学的重心转移到这种“不可言说”的非逻辑功能上来，更重要的是，他还借助语言将这种非逻辑功能视为比逻辑功能更为基础性的功能，并且具体阐明了其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