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灵魂的苦药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阅读全文 »

两千多年来儒家对乡愿的批判有个一脉相承的特点,即都把乡愿看作是有意骗人,向别人伪装成有德的假象,却没有指出其中“自欺”的心理结构,更没有看出它与一般人格的深层次的联系。与之相反,康德对伪善的批评则是从人性和人格中生来就伴随着的自欺结构入手的。儒家的大部分道德范畴在康德那里都可以保留,但它们的根基应该变成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那种狭隘的自然情感。这样一来,儒家的道德观就不再是那种自我纯洁感和自恋,而是包含有彻底的反躬自省成分。儒家伦理在今天日益走入困境,特别是日益暴露出其乡愿的本色,其根本症结在于他们的人性观中缺乏自由意志的深层次根基,因此需要经过一番理性的加工和阐释,而这种加工在康德哲学里面可以找到更多的理论工具和资源。
阅读全文 »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阅读全文 »

王路教授的《研究还是读后感》一文从分析哲学的立场出发,对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以及以“句读”方式做研究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种做法缺乏二手文献且不严谨,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些批评进行逐个观点的分析证明,这些指责本身是建立在忽视康德的一手文献和很不严谨的论证方式上的。对哲学经典著作的“句读”是学术研究进入到深层次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种严肃的做学问的方式,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的重要意义大大超出了单纯分析哲学的狭隘眼光,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等德国古典哲学领域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
阅读全文 »

王路先生用《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一文来“回应”笔者对他的批评是文不对题,只是想制造翻译上的热点,并没有给他否定《句读》方式提供任何新的根据,倒是再次暴露出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既缺少对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也缺乏一般的逻辑常识。吊诡的是,他就用这种随处违背逻辑常识的方式来捍卫形式逻辑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把康德打扮成一个和他一样的形式逻辑的迷恋者,而没有发觉康德批评的正是他这种逻辑学家。
阅读全文 »

本文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工具论”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转型,并以此来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改造,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要抛弃或解构形式逻辑,而是要改造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逻辑的一个层次、一个发展阶段,并从本体论的基础来理解形式逻辑的那些形式底下的内在含义。黑格尔用辩证法为形式逻辑奠基,抓住一个“存在”(Sein)、一个“矛盾”(Widerspruch),就抓住了根本。从对上述这两个概念的本体论理解出发,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整套规律进行了逐个的重新解释,指出形式逻辑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理解才有认识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