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晓芒

最近两年，我在给研究生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感到该书从第一部分“意识”向第二部分“自我意识”的过渡是一个难点。一般来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对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我把我同我自己区别开来，而在其中对我来说直接的就是：这种区别并没有被区别。”或者反过来说，自我意识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

谢崛的文章包含一系列谬误，一是对中西形而上学本身的构成方式有误解，因为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实践论的，而西方形而上学也不仅仅是认识论的，双方的比较应该建立在这些要素的结构模式上，而不是有无某种要素上，否则是失之简单化的；二是对哲学史的诸多事实作了错误的描述，如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误解和断言康德以前没有人把形而上学与实践的人相联系，以及对西方伪善观的肤浅化，对康德自由观、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的误读等等，都表明他对西方哲学史不太熟悉；三是对这些事实的评价带有一种错位的偏见，这种偏见站在西方社会的角度看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放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却展示了一种“围城”现象；四是在善恶观、自由观、反思观、信仰观等等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这是不利于对理论问题的澄清的。

武侠小说在中国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的思维方式，它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中国从下层民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一种遮蔽和解构。在今天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现在国内外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所引发的社会道德问题尤为突出，以至于在国内曾经掀起过一场关于道德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讨论焦点就是当代社会的道德滑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当代条件下显出它的不适应性的问题。

中西美学的三个主题是美、艺术和美感。在美的方面，中国古代的美是实用的美善和伦理道德的美善两个层次的，他们最终被定型为儒家的政治伦理模式和道家的自然宇宙论模式；古希腊的美是人体之美的观看对象，并将其提升到对上帝或彼岸的爱的追求。在艺术方面，中国古代的“艺”的地位一直不高，“乐通伦理”和“文以载道”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西方艺术精神的主流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模仿论。在美感方面，中国儒家归之于合乎礼教的“众乐”，道家则归于与大自然相通的“至乐”和后来的妙悟、兴趣；西方则一方面有非理性的“诗的迷狂”，另一方面有理性的“认识的快感”。在所有这些方面，中西美学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拙文《我与儒家》在半年多前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自己把个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