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定《通往人学途中——休谟认识论研究》序

作者简介

黄振定，男，1950年11月生，江西永新人。1982年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87年江西师范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硕士毕业，获硕士学位，1995年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专业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自大学一年级在国家级杂志发表哲学译作至今，已正式发表译作30余万字，论文20余篇，审校正式出版的译作、辞书200万字左右，合编英汉词典一部，合作专著一部，个人专著有《理性的回归与迷惘——西方经验论评析》和《通往人学途中——休议人性论研究》。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书内容提要

休谟在综合近代认识论和启蒙运动情感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开创了近代哲学主题的人学转向，提出了关于人之作为情感道德主体的课题。但是，他那个以情感道德为核心的人性服从的是感觉印象和观念恒常会合、心理习惯性推移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自然的必然”，又表现为机械碰撞的纯粹偶然性；他认为，人在认识方面没有任何确定可靠、普通必然的知识，而在情感意志和道德实践方面又只服从趋利避害的快乐与功利原则而毫无能动性和自由。问题产生于他对知性——理性的感性化解和对感性——情感的知性运用的深刻矛盾，并由于对人性的完全自然化和对人学的自然科学化而堵塞了人学探索的道路。
本书认为，立足于西方哲学至今在人学方面的进展，可以认清休谟人学思想的功过得失，以及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基础。

在近代哲学家中，至今还被人们谈论不休的，除了康德之外，就要数休谟了。而在英语世界里，对休谟的研究和推崇还要超过康德，成为了20世纪的一大“显学”。个中缘由，固然与休谟平实而又优雅的思想风格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休谟哲学的内涵尽管初看起来不如德国思辨哲学那么深厚，却如同醇酒，越是历经时日，越是后劲十足。

然而，仔细看来，西方现代哲学界对休谟的解读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区。长期以来，休谟哲学被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视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上的教父，这位教父给科学提出的忠告主要就是如何涤除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原罪”。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解释者（如N·K·史密斯，又译“康蒲·斯密”）试图从休谟的人本主义来挖掘其哲学中有生命的东西，但由于他们本身缺乏对人性科学（人学）更深层次的思辨基础，仍然局限于在日常自然经验的水平上讨论问题，他们的讨论便从根本上超不出休谟本人的自我理解，无法从休谟那里开拓出更深刻、更具现代意义的思想契机。至于国内哲学界对休谟的研究，尽管近年来对传统的立足于认识论角度的批判性解释已有所突破，但基本上仍然是将他视为一个“反面教员”，顶多是一个旧教条的冲击者，一个为别的哲学家（例如康德）提供了否定性前提的破坏者，而对其哲学中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份则极少见到细致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我们很难想象，近现代哲学如此学派林立和日新月异，一个叛逆的哲学家如何能单凭其桀骜不驯的反讽而具有200多年的持久影响，难道休谟哲学中就没有什么积极的、肯定性的根基吗？

现在，黄振定副教授的这部著作给我们揭开了这一长期被忽视和掩盖着的谜。本书立足于休谟最主要的著作《人性论》，但一反过去人们仅仅抓住其讨论认识论的前面部分，而忽略后面真正涉及人性根本的部分的做法，而是从整体的人学观点来把握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在不同意义上互为基础的实际关系和形式上的颠倒结构，并以这一总体理解为突破口，全面展现了感性的人学这种合理基础和知性的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指出，通常人们认为休谟是个“极端的”经验论者和感觉论者，他的突出之点就在于把感性原则彻底化了；但不论人们是批评这种“极端化”还是赞赏这种“彻底化”，都只是出于对休谟的一种错误评价；其实，休谟的根本失误在作者看来正在于他对经验、感性原则的阐发并不彻底，而是带有近代知性思维的深刻的先天局限性；休谟所理解的感觉、经验无不是预先经过知性加工了的，而与人类真正生动活泼、带有全部丰富内涵的原初感性决不相同。换言之，休谟并未真正实现他想要严格遵行的感性原则。这一崭新的观点相当于在国内外的休谟研究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一下子把休谟哲学从狭隘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浅薄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视野中提升出来，使之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贯通起来，成为了通往人学途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驿站。由这种观点来看休谟，我们就可以明白休谟感觉论的经验主义的真正地位和积极建树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休谟未能将自己的感性原则贯彻到底，但他毕竟第一个在知性范围内提出了将感性原则作为人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意向，这一意向标志着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势不可挡地朝着人学方向推进的最内在的原动力，不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还是现代分析哲学的技术理性，都终于无法掩盖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暗中的支配作用，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感性学”中它才获得了最具历史深度的完成形式。对休谟哲学的这一新解释是站在现代理解（包括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视野高度对休谟视野的一次重新融合，应当说，它不仅挖掘出了休谟哲学中不自觉地隐含着的合理因素，因而，比休谟本身更理解他自己，而且比起那些仅从字面上诠释休谟的学者来，甚至也是更加符合休谟的本文乃至原意的。因为许多历来被人们视为矛盾而不可理解的提法，在此都迎刃而解，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连贯思想了。

除了内容上的新颖而外，本书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分析和论证上的细腻，这种细腻正与休谟本人文风和思路的著名的细腻相匹配。众所周知，休谟的著作尽管文笔流畅、语言朴实，毫无故弄玄虚的毛病，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他的这部《人性论》并不那么好把握。读者常常会为他行文上的平易所诱惑，误以为他的思想也不值得花大力气去贯通，遇到读不通的地方，便简单地以休谟的“自相矛盾”而置之一旁不加深究，这恰好是许多人不能真正深入休谟思想的内部根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休谟哲学的思辨性比通常认为的要深沉得多，没有经受过比休谟更强、或至少是与他相当的思辨训练，是很难解得开他那一系列“矛盾”，更难把握到他体系中真正的内在本质矛盾的。振定原先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在这方面他无疑有其得天独厚的功力。更可贵的是，他在对休谟的研究中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厌其烦地深入到休谟那一大堆初看起来似无内在联系的命题之中，将思想家的内在逻辑线索如此清晰地疏理了出来，并从更高的立场上对之加以评述。就此而言，本书不仅把目前国内的休谟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也一点不比当代西方那些著名的休谟专家们逊色。作者在书中随处展开和西方学者们的广泛而切中实质的对话，证明作者在许多问题上站得比西方学者更高，想得比他们更透，这对于我们做西方学问的中国学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更少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门户之见，却有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孕育而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只要我们善于融会贯通，从本文研究和思想领悟两方面下苦功夫，在西方哲学领域做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贡献应不是什么奇怪和高不可攀的事。当然，由于本书的主题基本上局限于休谟的《人性论》这部著作，在对休谟整个哲学思想的研究上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是在休谟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思想方面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我们知道，休谟《人性论》中本来有一章专门攻击基督教的“神迹”，于付印时经友人的好心劝说被删去了，后来移到《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才发表，可见《人性论》在体现休谟整个人学观点上并不是没有缺憾的。至于在这以后的《宗教的自然史》和他死后才发表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则更是其宗教批判思想的集大成。这些对康德后来批判“理性神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在讨论休谟的人学思想时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和通盘考虑的。不过，就作者所论述到的那些无疑是最基本的论题而言，本书显然已做出了值得羡慕的成绩，应向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

我10年前就已经认识振定了，当时他正在做康德哲学的硕士论文。在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踏实、厚道的人，对不同于自己的思想有迅速的领悟力和同情心，对高深的学问有种近乎宗教虔诚的追求。6年后，他又作为先师陈修斋先生的同门弟子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陈先生不幸仙逝，我又承担了具体指导振定的博士论文的任务。在论文写作期间，我与振定经常在一起商讨观点的深化和文章的修改，数易其稿。他每次总是那么虚心和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同时查阅大量外文资料，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得到国内各方面专家的一致赞扬。现在他又将此论文修改、扩充成书出版，我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总算是没有辜负陈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片期望，表明陈先生毕生所奉献的事业确实后继有人、繁荣昌盛。
是为序。
邓晓芒
1996年2月28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