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序

在引进印度佛教哲学之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最高精华即西方哲学的关注和学习，肇始于一个世纪以前。然而，百年来国人在这个领域中的创获，实在不能和中国佛教哲学的辉煌相比。也许，我们这个文化在两千多年的过热发展中已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也许，最近一百多年中国的积弱积贫、被动挨打已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学术上的平衡心态，不利于学者们像古代高僧那样对学术经典作一种完全超功利的钻研。但除了这些之外，我感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距离，要比同属“东方文化”的印度文明离我们远得多，甚至在许多重要之点上恰相对立。在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中，如果说黑格尔、尼采等人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禅还有某种兼容性的话，那么像康德、胡塞尔这类“纯粹理性”的哲学家则不是一般中国学者所敢于问津的，也不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附会就可以吃透的（牟宗三对康德的解读基本上是失败的）。困难在于，作为一个已经浸润着自身文化深厚传统的中国人，很难从零开始去悉心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去对这种精神作系统的追溯和体会，进而达到一种整体的把握。因此，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有一个很难避免的偏向，就是将自己的研究变得极其“专业化”，往往是抓住一个人的哲学搞它一辈子，努力去建立自己在这一狭窄领域中职业上的权威性，而鲜有将其作为一个窗口去了解和展示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层底蕴的冲动，更不用说上升到普遍人道的高度将两种异质文化溶铸为一个时代（当代）独有的人生哲理了。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近于“趋同性”，而缺少“陌生化”和“异己反思”的机制，这就使我们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具有太强的先入之见和选择性，从而妨碍我们深入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内核。综观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独白的语境中。我们长期以来强调学习外来的东西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有一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并没有真正的把握，这样就无法真正学到外来的东西，也无法对我们自己的实际处境有客观的和本质性的理解。在这沖情况下，我们不辞劳苦地接收进来的外来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儒家化的”“道家化的”“中国式的”，一转眼便成了换汤不换药的大路货。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今天，我以为上述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现在应当着重考虑的，不是西方文化中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容易）接受的东西，而正应该考虑其中的哪些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以及我们为什么难以理解这些东西。在这方面，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是一个真正的难点和重点。尽管一般人也许以为理性主义平淡无奇，也许更愿意探究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神秘奥妙，但我以为，不吃透西方理性主义的根本，也就谈不上理解西方一切非理性主义的实质，正如不钻研康德就不能把握叔本华、不理解胡塞尔就休谈海德格尔一样。

魏敦友博士的这本书，追溯的正是西方传统理性哲学的源头，而其立足点，却是站在现代理性哲学的最大代表胡塞尔现象学之上的。一种哲学的源头只有在后来哲学的发展中才得以澄明，这在哲学史上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应是一条普遍规律。黑格尔早已指出，哲学的发展并非一味地向外扩展，而是向自身内部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本书选择了胡塞尔对“实体主义”即传统理性哲学内核的超越这一视角，通过细致分析以胡塞尔为幵端的现象学运动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渊源关系，系统梳理了自古希腊“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到近代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纠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反实体主义的产生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胡塞尔现象学从西方理性哲学中、特别是近代理性哲学中脱颖而出的必然性。作者由此提出，整个西方哲学史从现象学的眼光看可归结为“两次革命”，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语言学转向”建构起实体主义思维模式，以及笛卡尔、康德、胡塞尔解构实体主义而造成“第二次语言学转向”。这种看法令人耳目一新，极富创见。西方理性精神的确与语言（逻各斯）有难以分割的关联，但理性之源却恰好隐藏于语言底下的“前谓词经验”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就会使理性的逻各斯变得干枯和死寂，这就是胡塞尔所揭示的现代欧洲科学理性的“危机”。

本书的重点在第四章。作者在追溯整个西方理性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内部，分析了胡塞尔的语言学和意义理论返回到理性之源的具体途径。作者指出，在胡塞尔那里语言表达有其独特的意向性结构，这种意向性结构可以赋予意识内其他一切层次的行为内容即‘意义’以相应的概念形式并显示在它自己的行为内容当中，从而把非概念性的‘意义’转换为概念性的‘意义’，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仅仅是内在意识行为的意义的一种概念性的呈现”。因此胡塞尔并不像黑格尔那样终结于‘概念’（理念），也不像康德那样终结于判断，他要深入到语言的体验层次，这个层次不像概念或判断是已经成形或定格化了的，它是涌动本身”。在这里，作者凭借自己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扎实功力，紧扣“实体主义的超越”这一主题，在胡塞尔那些艰深晦涩的思想概念中游刃有余。本章尽管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地展示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各主要问题的清晰轮廓，并阐明了胡塞尔的理性哲学作为西方一切非理性哲学的隐秘背景的内在逻辑关联（如胡塞尔曾经说过的，西方一切非理性主义其实都是理性的）。当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在中国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起步，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包括对中国学术的意义）的揭示尚不充分，最后一章谈胡塞尔对后世哲学的影响也有些单薄，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我认识魏敦友君已有好多年了，那时他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分到湖北大学工作。我惊异于他思想的敏捷和表达的清晰，在他考上杨祖陶先生的博士生后，这些优点使他获益匪浅。他对庄子和海德格尔的兴趣使他一直关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在这方面我与他有不少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一谈就到深夜。我很清楚他这本书的真实意图并不在单纯的学问，而在于要表达一种思想。他把思想融会贯通于学问之中，这种做法是我非常赞同和欣赏的。我希望他在思想和学问这两方面不断取得更多的成就。
1999年元旦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