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因何而起

常听人们说，中国人善于遗忘，不善反思。但从表面现象上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全面的，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忠、奸、善、恶的判断是最分明、最有“定论”（当然，主要是“钦定”）的。远的不说，就拿解放以来中国哲学所经历的风云来看，我手头就保存着一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的小册子《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翻开第一页，赫然进入眼帘的是一条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书中的内容是批判杨献珍解放初期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大跃进”时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无同一性论”、“文革”前提出的“合二而一论”等。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出以人划“线”的“钦定”痕迹，通篇没有理论分析，只有“死敌”“叛徒”“罪恶勾当”“迎头痛击”之类的喧嚣。我在二十多年前读这些文章时就颇感疑惑：不是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吗？这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由此也就得出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道理不是用来搞清问题的，而是用来敲打人的。由此又还生出更大的疑惑，不知中国5000年历史的记载都是真有其事呢，还是有许多是为了敲打人（使“乱臣贼子惧”）而编派出来的？

现在又到了一个总结以往的时期了，各种百年回顾、千年回顾层出不穷。由王炳华教授主编的《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则是对半个世纪的思想回顾，书中除了对杨献珍的“三论”从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评定外，还对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哲学思想斗争作了颇为细致和透彻的分析。然而，由于老毛病的缘故，我对这些所谓思想斗争的理论方面并不是很感兴趣，倒是对这些争论的政治背景及书中各章后面所附的专门谈对这些争论的“思考”“教训”“启示”等等的段落和小节倍加关注。读了这本书，中国人50年来在思想上究竟在干些什么可以说跃然纸上，那结论决不是值得乐观的。我们所看到的毋宁说只是一系列的“风云”。至于说是什么“风云”，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说得很明白：“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的说法则是：“汉代扬雄所言‘万物纷纭，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一类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圣人标准’在现代中国的重演。”实际上，当书呆子们还在争论那点“道理”的时候圣人”早已动了肝火，因为这涉及到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到底谁来当“圣人”的问题。只要想当圣人的不止一个，或者只要圣人心目中总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风云”（或“灾难”）就注定是不断升级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人而言，而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圣人情结”，倒不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而只是想争取到某种一言堂的“话语权”，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在中国，话语是一种“权力”，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脱离权力的独立地位。

所以，当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话语因权力而受到压制、被打成“毒草”时，我们固然可以因他们的受迫害而寄予同情，但却很难把他们的话语本身看作一种独立的见解（哪怕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而更多地倒是一种失败了的权力话语。这要么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一开始就的确具有向权力争宠或“争权”的因素，要么是“上面有人”在利用他们的话语在争权，至少是一旦得逞就有利于某些人或有损于某些人。我常想，某种受压制的话语若真正掌握了权力，未必会容得了非权力话语的存在。这就是“政治挂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源：话语绝对摆脱不了权力，权力则一定要钳制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局面终于有了突破，可以相对自由地说一点真正是自己的话了。但人们是否真的意识到几十年风云因何而起，这还是个问题。就如本书中，虽然总的来说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但也有个别地方像是还在梦中：“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如果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了，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青年人也就不会盲目地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了。”但万一有“极少数人”仍然（不管是“盲目地”还是“别有用心地”）接受了这类“主义”又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像屡次发生过的那样“再起风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