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衡《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序
21年前，我与望衡走进了同一个研究生考场。说起来，我考研究生与他的怂恿还有点关系。当时我正在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书禁初开之际，我三天两头地跑省图书馆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一段时间关心的是美学问题。可是，当我把五六十年代国内美学讨论的论文集《美学问题讨论集》六辑全部读完，还想再借一点国外的美学论著来读时，就再也借不到了。记得那一天，我又来到借书台，把我从目录卡上抄来的一张密密麻麻的书单递过去，等了约莫20分钟，里面甩出一句：“一本都没有！”我怎么也不相信，在借书台前徘徊良久，想看看别人是不是像我一样碰钉子，也想趁别人来还书时拦路截下我所要的书。这时来了一位三十来岁、颇有学者风度的人，拿出一张省出版局的介绍信和管理员交涉了一下，然后自己进书库里去抱了一大堆书出来，放在台子上一本一本地挑选。我一看，眼睛都发直了，竟全是国外美学理论的书！我试探着与那人搭腔，问他可不可以把他挑剩下的让给我，他看了看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从他那里拿到了一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好像还有另外一本。我喜出望外，和他聊了一会儿，知道他叫陈望衡，在省人民出版社工作，准备报考美学研究生。我当时正好也有这个念头，只是还没有拿定主意是考美学，还是考我已下过十年工夫的哲学。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外语考试，除初中学过一点俄语外，我当了十年下乡知青，回城又当了四年工人，早已把外语丢到九霄云外了。令我十分惊喜的是，望衡主动地提起此事，问我为什么不考研。我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望衡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复习复习嘛！”瞧他那副轻描淡写、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十年“浩劫”，全中国还在坚持学外语的人能有几个？我和别人实际上差不多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啊！由此坚定了我考研究生的信心。于是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1978年），他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我考的是哲学所。在考试前后以及等通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来往颇多，除了互通信息外，就是高谈各种美学、哲学问题。望衡很机敏，也很思辨，许多问题我们都谈得很深。后来他由于省出版局不肯放人，虽然初试、复试成绩都很好，却最终未能圆考研梦；我则虽赴京参加了复试，全部成绩都合格，却因家庭“政治问题”而未录取。这样，我们又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友。第二年，我终于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来又留校任教，望衡则先后调换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后被浙江大学聘任为教授。我们的联系比以前少了，但当初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却一直还在各人心中反复思索玩味。1994年秋，望衡从浙江大学调来武汉大学哲学系，竟然和我又成了比邻而居的同事！生活的戏剧性有时真令人不可思议。
此前，望衡在美学界已是知名学者，所撰多部著作在海内外都有影响。来武大后，望衡仍笔耕不辍，继去年出版1〇〇万字的《中国古典美学史》后，现在又写出了《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这部书也可以看作《中国古典美学史》的续篇。两本书具有同样的学术风格：客观，详尽，但又要言不烦；有理论，但不过度发挥，强作解人，力图展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的全貌。读他的书，感到平易、晓畅，线条清楚，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但与前一部书不同的是，本书最后一章“境界本体一我的美学本体论”终于亮出了望衡数十年思考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观点：美是境界，并从审美活动的性质和根源两个层次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20年前我们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说，美是一种情感，但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寄托在一个对象上、再在这对象上所感到的情感，所以美是主观的，美就邊美感。望衡那时只是提问，没有表态，直到后来，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对美到底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发表明确的见解。但这并不说明他就认为美的本质问题没有意义。在这本书中，他才吐露了他数十年来的真实想法：“有人因美的本质不易得，而否定对美的本质的探索的意义，甚至说美没有本质，这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基于直接去探索美的本质的艰难，笔者采取迂回的办法，不直接去谈美的本质，而是谈人的审美活动”“从人的审美活动出发，或者说以人的审美活动为基础，去探讨美学的本体论，是笔者的基本立场”。他承认，美和美感不可分，不是作为两个东西紧密联系那样的不可分，而且是作为同一个东西无法区分。实际上，他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欣赏入手，逐步达到了与我从逻辑和哲学思辨出发的殊途同归的结论。我感到，他的“境界”和我对美的本质后来所提出的更精确的定义“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是同一种美的理解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我非常赞同从审美活动、特别是从美感（美感是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入手去研究美。当然，我今天已不太一般地强调美和美感的等同及美的主观性了，而是主张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物质实体或属性的意义上）也承认美有某种“客观性”（对象性），主观的美感中的美必须以“对象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必须从主观的审美情感进入到对美的研究。这是我和望衡的共同的基点，我认为也是今后中国美学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途。
近些年来，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界有一种否弃理论、一味“妙悟”的倾向，一切都被解构，而回归到中国古代忽视概念和逻辑、强调直接性和暗示性、不可言说性的旧传统。用这种观点来看20世纪美学，那就几乎一无可取之处。就不可言说的方面而言，现代中国的美学家没有一个达到过像庄禅、司空图、严羽的成就；从根本上看，“不可说”的“说法”已经被尝试殆尽了，或者说已被“说完”了；当然还可以再编出一些“说法”来，但“以诗解诗”也好，象征和暗示也好，说禅谈玄也好，都超不出古人已讲过的那些道道。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要不要美学中的理论建构，也就是要不要美学本身的问题。而理论建构则离不了本体论和范畴论——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在今天，中国传统美学的感悟和体验仍然是建立新的中国美学的宝贵遗产，但要提高到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层次上来发挥其作用。有人认为，一讲概念和理论体系就没有体验和“悟”了。对于那些生搬硬套的概念体系来说的确如此。但概念本身的根恰好在于体验，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一点，保持住概念和体验之间的张力，使概念在美学中不是破坏体验的框架，而是使体验能得到自觉表达的指导，我们的体验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将各种概念吸收为自身的要素；它不再是水面之下的暗流，而是涌现为立体的波涛。20世纪中国美学中，王国维和朱光潜是作这种尝试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如果说，望衡这本书有什么遗憾之处的话，我以为就是对这两位大家的评价还不够突出，总体看来平铺直叙了一点。但他努力把自己的美学观点即境界说贯彻到对100年来中国美学历程的分析中去，这使他在评述各家美学观点时占据了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不但能从20世纪初叶的美学中提取其中最有美学意义的要素，而且对50年代开始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反省。
20世纪即将过去，在这世纪之交，回顾我们一百年来走过的美学历程，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返回到起点，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以王国维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复归。望衡这本书，再一次向我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