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同志病重及弥留之际言谈录

1993年4月8日，陈先生最后一次转院到地质职工医院结核病房。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的病可以好转还抱有充分的信心。1992年10月在省人民医院，陪伴他的大女儿宣真有次问他有哪儿不舒服，他说有些憋气，但马上又安慰女儿：“不必那么紧张，我会回去的，还有工作未做完，还有一本书要写。”当医生提出要行割管术抢救时，他还自信地说：“不必要，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果然度过了险关。1993年1月同济医院的医生还对他说：“你可以活到80岁”，后来在武大医院病情又趋于平稳。他到地质医院的最初一段时间，虽然心情不太愉快，但决不认为自己的病已无法挽回了。

这期间，台湾寄来了收有陈先生长篇论文《莱布尼茨的中国观》的书，陈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生病前长期计划要写的《莱布尼茨研究》，一直由于感到准备不足而未：力笔，曾说“越看书越不敢动手”，这次才决心要把它写出来，便与门生段德智商量，希望具体由段来执笔。段说先写个提纲来给他过目，他很高兴。段从5月开始动手，写了一个提纲，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得较详细，由陈先生过了目，并予首肯。整个6—7月，陈先生心里都在考虑这件事。按他的总体构思，书的整个框架要参考美国哲学家雷谢尔教授的观点来写，他说：“我们这一代过去受‘极左’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体系”，这本书要改变过去的许多观点和写法。每次段去看望他，他就谈写书的事，不仅交代大体思路，而且讲到许多细节，连莱翁当时是儒略律、格里略律并行这样的注释都讲到了。7月份大吐血，仍然在不停地讲。段考虑到每次一来就谈，一谈就长，怕影响陈先生身体，后来只好减少看望次数。陈先生猜到段的用意，对段说：“你不要怕影响我的身体就不来了，还是要常来嘛。”

6月，陈先生开始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行了。6月27日上午，他把宣真叫到跟前，要请来照顾他的老师傅在旁边作证，说了自己的遗嘱：“我的遗嘱：1.不要搞遗体告别；2.不要开追悼会；3.一切从简；4.我的遗产全部交给你们的妈妈，一切由她支配。”宜真哭了，说：“不要东想西想，会好起来的。”陈先生说：“不是东想西想，自己大小便都不知道了，这些话早就想说了，主要怕你们受不了，一直没说。现在不说会来不及了。”

那以后，有次陈先生看见宣真在流泪，就对她说：“你最大，性格也还开朗，应该经得住。跟弟妹们说一说。小妹最小，也未离开过家，可能会很伤心。宜真，你要多劝劝她。你妈妈比我还大些，看她这么累，我感到很对不起。多劝劝他们不要太悲伤，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

有次宜真的爱人在旁陪伴，陈先生说：“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家里人）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不希望他们哭哭啼啼，不要哭哭啼啼，人总是要走这一步的。”又说了不留骨灰，说：“兄弟姐妹这么多人，免得每年都要搞一次事情，麻烦。”“我反正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受不了。我现在活着是尽义务。”

7月13日，肖静宁去看他，他又说了“三不”：“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肖说：“您很豁达”。他说：“是的，我对这些事想得很开。四大皆空。”“我有时真恨不得能大哭一场，但是我不能那样。”“我这一辈子没有白学哲学。我一开始学哲学就是学的这个，对这些事看得很开。”还对杨祖陶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未能亲自完成《莱布尼茨研究》这本书。

7月14日上午，陶德麟校长去看望他，家人对陶校长说陈先生想回家住，校医院能否想办法开个家庭病床，陈先生插话说：“我去年一离开家就不能回去了，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回去住个三天五天也好，我对这个家还是很留恋的，也想看看我的小外孙。”陈先生这一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7月14日下午，段德智、邓晓芒两人去看他，他说：“这是个伟大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陈先生精神特别好，特别兴奋。在病床上，他与两位弟子谈哲学，谈哲学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提到了苏格拉底、庄子和弘一法师，说“古人对这些事都看得很淡、很超脱。这些事不能和家里人谈，一谈他们老是伤感，一伤感也就没意思了”。接着又回忆自己当年（40年代）因黄圣仪先生报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未能和黄一起去联合国工作，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但我对自己的一生并不后悔”。他的话说得很慢，时常要停下来休息，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脸上显出满足的神情。

7月14日以后，陈先生又病危了一次。7月下旬，正联系转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陈先生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有几天病情还算平稳。有次下床大便时甚至还能自己站一会儿，也不很喘。家里人很高兴，他自己也很高兴，说：“我还行吧。”宜真说：“你在床上也可以活动活动，将来搞个轮椅推你出去转转。”没想到8月初，去陆军医院的希望最后破灭了，这是对他生存意志和信心的最后一次打击。他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会变成植物人是很不好受的，会失去一切知觉。”

从此以后陈先生就经常出现幻觉、说胡话。有次说他像在钻一个洞，越钻越深，钻在里面出不来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时说他明明看见一辆巨大的火车朝自己开过来了。8月中旬，他总是说楼下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人，是他过去的中学校长，要家人去看看他。还有一次说：“有个护士叫我李达。”宜真说：“没有这回事。再说叫你李达又有什么好处？”他说：“我们不要什么好处。”有几次都想提一下远在巴黎的大儿子，但又回避，跟徐铣说：“太远了，算了。”

陈先生在病中，用意志控制自己意识的能力非常强。一般病人在缺氧导致酸中毒的情况下都说胡话，但他似乎感到能用意志力使自己清醒过来，在说胡话时也意识到自己在说胡话，说“我把幻觉和现实搞混了”。有时候力图用逻辑思维来作判断，大便排不出，他十分困惑地问：“为什么大便要经过我？”医生开了几支开塞露就走了，家人把他折腾得够难受，仍然未能排便，他一声都不哼，还带点幽默地说：“还是得找医生吧，这是医学，不是兽医。”有几次医生采取医疗措施，包括把血抽出来，氧化后又输回体内，由于血压低抽不出血，医生用力挤压上臂血管，身体很吃亏。陈先生原来是很敏感、很怕疼的人，平时擦破点皮都很紧张，但这时却很配合医生，医生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还笑着对家人说：“医生表扬我了，说我是模范病员。”这种坚忍不拔的理性精神，陈先生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

8月22日，病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下午陈先生还吃了几个徐铣做好的小馄饨。晚上9点，宣真因第2天要给学生上课，必须连夜赶回家中，临走时对陈先生说：“我要走了。”陈先生很平静地说：“我也要走了。”宜真问：“你要到哪里去？”陈先生答：“我要去睡了。”宜真说：“你不是已经在睡觉吗？”陈先生不再回答，也许是再也没有力气回答了。想不到，这就是他与亲人、与人世的最后诀别。几个小时后，陈先生进入了永久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