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同志病重及弥留之际言谈录
1993年4月8日,陈先生最后一次转院到地质职工医院结核病房。在此之前,他对自己的病可以好转还抱有充分的信心。1992年10月在省人民医院,陪伴他的大女儿宣真有次问他有哪儿不舒服,他说有些憋气,但马上又安慰女儿:“不必那么紧张,我会回去的,还有工作未做完,还有一本书要写。”当医生提出要行割管术抢救时,他还自信地说:“不必要,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果然度过了险关。1993年1月同济医院的医生还对他说:“你可以活到80岁”,后来在武大医院病情又趋于平稳。他到地质医院的最初一段时间,虽然心情不太愉快,但决不认为自己的病已无法挽回了。
这期间,台湾寄来了收有陈先生长篇论文《莱布尼茨的中国观》的书,陈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生病前长期计划要写的《莱布尼茨研究》,一直由于感到准备不足而未:力笔,曾说“越看书越不敢动手”,这次才决心要把它写出来,便与门生段德智商量,希望具体由段来执笔。段说先写个提纲来给他过目,他很高兴。段从5月开始动手,写了一个提纲,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得较详细,由陈先生过了目,并予首肯。整个6—7月,陈先生心里都在考虑这件事。按他的总体构思,书的整个框架要参考美国哲学家雷谢尔教授的观点来写,他说:“我们这一代过去受‘极左’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体系”,这本书要改变过去的许多观点和写法。每次段去看望他,他就谈写书的事,不仅交代大体思路,而且讲到许多细节,连莱翁当时是儒略律、格里略律并行这样的注释都讲到了。7月份大吐血,仍然在不停地讲。段考虑到每次一来就谈,一谈就长,怕影响陈先生身体,后来只好减少看望次数。陈先生猜到段的用意,对段说:“你不要怕影响我的身体就不来了,还是要常来嘛。”
6月,陈先生开始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行了。6月27日上午,他把宣真叫到跟前,要请来照顾他的老师傅在旁边作证,说了自己的遗嘱:“我的遗嘱:1.不要搞遗体告别;2.不要开追悼会;3.一切从简;4.我的遗产全部交给你们的妈妈,一切由她支配。”宜真哭了,说:“不要东想西想,会好起来的。”陈先生说:“不是东想西想,自己大小便都不知道了,这些话早就想说了,主要怕你们受不了,一直没说。现在不说会来不及了。”
那以后,有次陈先生看见宣真在流泪,就对她说:“你最大,性格也还开朗,应该经得住。跟弟妹们说一说。小妹最小,也未离开过家,可能会很伤心。宜真,你要多劝劝她。你妈妈比我还大些,看她这么累,我感到很对不起。多劝劝他们不要太悲伤,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
有次宜真的爱人在旁陪伴,陈先生说:“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家里人)总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不希望他们哭哭啼啼,不要哭哭啼啼,人总是要走这一步的。”又说了不留骨灰,说:“兄弟姐妹这么多人,免得每年都要搞一次事情,麻烦。”“我反正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受不了。我现在活着是尽义务。”
7月13日,肖静宁去看他,他又说了“三不”:“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肖说:“您很豁达”。他说:“是的,我对这些事想得很开。四大皆空。”“我有时真恨不得能大哭一场,但是我不能那样。”“我这一辈子没有白学哲学。我一开始学哲学就是学的这个,对这些事看得很开。”还对杨祖陶说,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未能亲自完成《莱布尼茨研究》这本书。
7月14日上午,陶德麟校长去看望他,家人对陶校长说陈先生想回家住,校医院能否想办法开个家庭病床,陈先生插话说:“我去年一离开家就不能回去了,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回去住个三天五天也好,我对这个家还是很留恋的,也想看看我的小外孙。”陈先生这一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7月14日下午,段德智、邓晓芒两人去看他,他说:“这是个伟大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陈先生精神特别好,特别兴奋。在病床上,他与两位弟子谈哲学,谈哲学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提到了苏格拉底、庄子和弘一法师,说“古人对这些事都看得很淡、很超脱。这些事不能和家里人谈,一谈他们老是伤感,一伤感也就没意思了”。接着又回忆自己当年(40年代)因黄圣仪先生报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未能和黄一起去联合国工作,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但我对自己的一生并不后悔”。他的话说得很慢,时常要停下来休息,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脸上显出满足的神情。
7月14日以后,陈先生又病危了一次。7月下旬,正联系转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陈先生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有几天病情还算平稳。有次下床大便时甚至还能自己站一会儿,也不很喘。家里人很高兴,他自己也很高兴,说:“我还行吧。”宜真说:“你在床上也可以活动活动,将来搞个轮椅推你出去转转。”没想到8月初,去陆军医院的希望最后破灭了,这是对他生存意志和信心的最后一次打击。他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会变成植物人是很不好受的,会失去一切知觉。”
从此以后陈先生就经常出现幻觉、说胡话。有次说他像在钻一个洞,越钻越深,钻在里面出不来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时说他明明看见一辆巨大的火车朝自己开过来了。8月中旬,他总是说楼下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人,是他过去的中学校长,要家人去看看他。还有一次说:“有个护士叫我李达。”宜真说:“没有这回事。再说叫你李达又有什么好处?”他说:“我们不要什么好处。”有几次都想提一下远在巴黎的大儿子,但又回避,跟徐铣说:“太远了,算了。”
陈先生在病中,用意志控制自己意识的能力非常强。一般病人在缺氧导致酸中毒的情况下都说胡话,但他似乎感到能用意志力使自己清醒过来,在说胡话时也意识到自己在说胡话,说“我把幻觉和现实搞混了”。有时候力图用逻辑思维来作判断,大便排不出,他十分困惑地问:“为什么大便要经过我?”医生开了几支开塞露就走了,家人把他折腾得够难受,仍然未能排便,他一声都不哼,还带点幽默地说:“还是得找医生吧,这是医学,不是兽医。”有几次医生采取医疗措施,包括把血抽出来,氧化后又输回体内,由于血压低抽不出血,医生用力挤压上臂血管,身体很吃亏。陈先生原来是很敏感、很怕疼的人,平时擦破点皮都很紧张,但这时却很配合医生,医生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还笑着对家人说:“医生表扬我了,说我是模范病员。”这种坚忍不拔的理性精神,陈先生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
8月22日,病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下午陈先生还吃了几个徐铣做好的小馄饨。晚上9点,宣真因第2天要给学生上课,必须连夜赶回家中,临走时对陈先生说:“我要走了。”陈先生很平静地说:“我也要走了。”宜真问:“你要到哪里去?”陈先生答:“我要去睡了。”宜真说:“你不是已经在睡觉吗?”陈先生不再回答,也许是再也没有力气回答了。想不到,这就是他与亲人、与人世的最后诀别。几个小时后,陈先生进入了永久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