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乐晓《文化的阵痛与新生：西方现代反主流文化研究》序

作者简介

闵乐晓（笔名文川），1964年生于四川乐山，1981年考入四川乐山师院中文系，文新学院中文系84级校友，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198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分配至广州市冶金工业局任职，1992年创办广州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994年在职考取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师从哲学史家萧疌父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997年创办广州巨慧创业有限公司，现发展为拥有制表业、电子、装饰、餐饮、广告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六家直营分公司、具有相当规模和独特经营特色的联合创业机构，并在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分支公司。作为哲学博士的巨慧公司董事长，文川懂得知识经济时代创业的含义，在他那里，文化和产业的结合常常能使单纯的经济行为具备深厚的人文色彩，并由此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文川其实是同时在实业与文化的两个领域中倘徉的人物。近十多年来，他在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上也有着喜人的收获。80年代中期，他即在文化反思的热潮中，涉足文化学的研究，并参与编辑了中国第一部《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1988年，24岁的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起，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国民性的第二次自我反省。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从人超出自身之外，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看待时开始的，同样，国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从一个民族用另一个民族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时开始的。西方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多元并存，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鼎足而立，近代民族国家频繁交往而不独尊于一隅，现代国际社会契约合作关系的加强，这些都使西方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华夏文化形成了一种空幻的民族自大感和优越感，这种极其脆弱的情感一旦遇到挫折，又全线崩溃为一种同样空幻的民族自卑感；而在两种情况下，都使中国人无法正确估量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处境。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联邦制，使全国各州既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法制，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反之，中国历史上的多元局面（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军阀割据）则一定是充满了战祸与动乱，对大一统皇权（得天下）的追求成为中国一切时代一切统治者的天经地义，甚至成为被压迫者的真诚祈求这种文化上的特性窒息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失去了文化意识上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剧。

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史把中国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人首次意识到了，我们民族只不过是这个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我们不但不能强使人家对我们俯首称臣，而且还不得不学会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以便在这个多元世界中争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当然，这种价值观念的转移是痛苦的，它只是伴随着屡次的挨打、屈辱和血腥的记忆才逐渐被民族的先知者们意识到。今天，一个西方文化参照系已纪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终于不再仅仅停留在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西方，也开始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中国文化了。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永远静止不变的参照系。与十九世纪以前相比，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反主流思潮，它一反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一贯精神，崇尚非理性、无意识、神秘体验和诗意的思维方式，甚至转向东方文化传统中那些最古老、最含蓄的因素。西方参照系已经不纯粹了，事情似乎已趋向了无限复杂化：我们所要寻求的，已成了别人所要摆脱的，我们所要摆脱的，却似乎成了人家渴求的对象了。我们失去了吸收西方健康文明的最好机会，而正当新的一代有可能接受科学和理性的启蒙教育的时候，当代西方的先锋文化却以其对理性的强烈反感和对神秘主义的陶醉，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虚幻的跨越时代的“捷径”，使我们走向国际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步伐变得犹疑不决起来。当代中国人正面临着双重的反思：不但要用西方人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而且要与当代西方人一道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作出深刻的反思。

世界文化在今天的交往程度，已有可能使经济上落后的民族在文化上不说是演奏“第一小提琴”，至少是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平行而进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交往。我不太赞成那种单纯的“补课论”，似乎我们民族只有首先融合吸收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文化，才谈得上对现代西方文化作出认真的考察。但我也反对将西方文化病和中国人国民性的固有缺陷等相齐观，无视这两大文化圈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距，甚至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欺人之谈来自我麻醉。我以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在西方文化从古代直到今天的动态发展中把握住这一参照系，摸清“西方精神”最内在的文化心理构架，以真正建立我们民族国民性的清醒的自我意识。

闵乐晓先生的《文化阵痛与新生》一书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现代西方文化现象千头万绪，瞬息变化，要从这一派看似杂乱无章的气象中清理出一条内在一贯的线索，实属不易。作者以其丰富的引证、敏锐的体验和思辩的穿透力，展示了现代西方反主流文化在广阔的活动舞台上的来龙去脉，深入到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结构，于荒诞处见出合理，于悖谬处寻求逻辑。这是一股清新的风，从文字到风格都显示出生气和力度，透出新一代年轻学者狂飙突进般的思想锋锐；更令人惊异的是，本书并不像有些赶浪潮的著作那样以浮夸来掩饰内容的贫乏，而是字里行间蕴含着思维的凝重，提出了不少“货真价实”的见解。这些，认真的读者当会自行体会得出来。
我衷心祝愿以此书为开端，一批最年轻的思想家在理论界崭露头角。

1988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