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赵林：与西方爱智者对话——按西方哲学的本真精神和理论进路学习西方哲学史

摘要

中西文明源流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各自的基本特点。100年来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时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和道德批判的狭隘偏见走了一些弯路。当前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哲学史经历了从客观世界的哲学到主观精神的哲学再到主客观关系的哲学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史中作为其重要一环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和尝试。

一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古老的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距离最远的文化。说距离最远，不仅是就地理位置而言，而且是就两种文化之间的陌生感而言。根据史家的看法，人类的古老文明有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五大发源地，而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则主要是印度、中国和西方（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所有这些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居于一个特殊的地位。自从五千年前华夏先民跨进文明的门槛以来，中国文化与其他各大文化就几乎一直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通过征服希腊、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而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他的征服止步于喜马拉雅山西麓。250年后，罗马人又一次统一了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使这里成为了当时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中心，中国同样置身事外。中国大约自汉代起就隐约知道罗马帝国的存在，当时称作“大秦”。唐代时曾有一些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在西安建立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碑”，至今犹存。但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就所知了了。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一词的含义是指印度，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常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成功的示范。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印度文化和佛教都还只能算是东方文化。西方人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的知识恐怕不会比中国对西方的知识更多。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也可能是个偶然事件。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一直被当作天方夜谭，以至于两百年后哥伦布航行的目标也不是中国，而是要发现向西边通往印度的航路。真正的接触开始于十六七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才与中国上层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思想交流，但范围极其狭窄，了解也极其粗浅。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几起几伏，直到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人才算对西方文明有了第一次痛彻骨髓的感受。

纵观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西方文明（其核心是希腊罗马文明，包括埃及、犹太、巴比伦、印度）为一方，以中华文明为另一方，我们这个地球被划分成两个最大的文明轴心区，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影响范围和势力边界。而这两个文明轴心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方文明轴心的历史中充满着多个古老的发达文明之间的外部冲突和交互影响，这些文明在向文明轴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通常就或是消亡、或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中华文明轴心则是由唯一的古老文明与周边各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它们同化，即使是由于内部分裂而造成的内讧也没有导致对这个文明本身的超出，而是五千年来一脉相承，始终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华文明较多接触过的“西方”发达文明是印度，但仅限于宗教（佛教）领域，不是全方位的，而且马上就通过“中国化的佛教”而将其中的外来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这种影响也不是互动的，而是单向的、一次性的，印度影响了我们，我们却几乎没有影响印度，这就不足以形成如西方文明那样的多元轴心。可见，当我们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而自豪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自己由此所带来的局限，即我们几千年来一直主要是靠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和更新，而西方文明则是通过吸收几个不同的先进文明的营养、同时也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实现对这些文明的超越的。

这一格局随着西方列强的炮声而终结了，中华文明首次全方位地遭遇到并不逊色于自己、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的先进文明。然而，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这未尝不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一次起死回生的机遇。我们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一种完全陌生的对等文明，从这个文明身上，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从任何其他民族身上所不能学到的新东西。但遗憾的是，这100多年来我们民族内忧外患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生存苦难，使我们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评价西方文化，来吸取这种文化身上能够使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壮的各种营养。我们实在是被欺侮怕了，被歧视怕了，我们希望借用西方的东西来自强，而自强以后，我们又幻想能够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将一种异质的文明阻挡在国门之外。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机缘际会，我们居然在30年中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当中国人终于摆脱了自造的心理牢笼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世界，并一步步将国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精彩。我们以往确实活得太累了，仅仅为了一个活着，我们就必须牺牲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曾以为这种牺牲任何时候都是值得的，现在却发现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更好的活法。而这种活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示范给我们的。人们都说，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而所谓全球化，则体现了以西方文化为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的趋势。不论人们对待这种趋势抱有怎样的态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它的不可抗拒性和必然性。因此，从道德上先入为主地对它加以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为未来计，我们必须对西方文化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要把握这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精神，了解它在今天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发生作用的方式，以更加切实和明智的态度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一个最具有基础性质的工作就是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了解。

二

西方哲学东渐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中，我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了解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文献，也展开了成系列的介绍和评论，在某些时候（如“五四”时代和最近改革开放时期）甚至成为“显学”。然而总的来说，不论是与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与善于学习的日本民族相比，这些研究都还太薄弱、太落后，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和拖累，总是被纳入到一个狭窄的政治实用主义框框里，丧失了在西方原本具有的纯粹学术的品格。

中西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迥然各异的文化精神。概括而言，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强调学以致用；传统西方文化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西方每一种具有独特精神原则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固然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但是由于西方哲学本身所固有的为学术而学术或者“学以致知”的特点，使其往往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而遨游于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这种超越的倾向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这种关注于超验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在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崛起的时代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并在20世纪哲学的一片“拒斥形而上学”的呼声中遭到根本性的质疑。然而，西方哲学的某些时段性特点和地域性特点并不能取代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倾向。尽管解构形而上学的例子在西方哲学史上曾多次出现（从希腊化时代的世俗化怀疑论哲学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后现代主义），但是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不折脊梁和精神根基。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关系，它的眼光与其说是盯着实实在在的大地，毋宁说是投向无限高远的天空。在一个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繁荣世界里（如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及眼下这个世俗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哲学往往会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而当现实世界进入冥暗的“黄昏”时，哲学这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起飞。西方哲学所独具的这种追求形而上学理想的超越性倾向和将知识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的学术特点，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哲学理解大相径庭的。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重实际而轻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无非都是要人执著于现实世界，不去关注虚幻的形而上学问题。即使是《周易》中所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按照正统的解释也并没有西方人所注重的那种思辨的超验性，而是“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朱熹）。说到底，在中国，哲学和其他学术中的一切深奥思想都必须满足于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服务的现实需要，形而上学必须落实到道德教化和日常事功之中，舍此便是学而无用、徒劳无益的“屠龙之术”。

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实用性特点，使得中国人在理解西方哲学的意义时，非常自然地把政治与道德的目的赋予西方哲学，偏爱于穿凿附会西方哲学的实践效用，而忽略了它的纯思辨性特点。以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的思维定式来审视“学以致知”的西方哲学，正如同用“神道设教”的中国宗教观来审视西方的唯灵主义宗教一样，其结果必然会将形而上的超越性湮灭于形而下的实用性之中。这就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习惯于将西方哲学对真理本身的追求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根源。

西方哲学的实践性特点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真正成为了哲学的根本依据。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哲学在新时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但这种转变是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在马克思那里，对世界的改变是以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而充分的解释（如《资本论》的分析）为前提的。然而，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这种历史结果，却被中国人急功近利地加以理解，片面地用来应付现实中的策略性、技术性问题，似乎这种实践哲学相对于思辨哲学来说，要更符合中国人的“政治实用理性”的口味。我们只顾按照自己的政治诉求的意愿“改变世界”，而无暇顾及客观地、不带偏见地“解释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实践哲学经过前苏联日丹诺夫的“科学的哲学史观”的粗暴中介以后，竟成为政治实用的工具和教条。日丹诺夫把整个哲学史变成了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并主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予以直接的“对号入座”式的说明。于是，复杂的理论探索和平等的思想对话变成了阵线分明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的“两条路线”。这种扭曲的哲学史观使前苏联和受前苏联影响的中国哲学界在数十年间无法理解本来面目的西方哲学思想，为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人为的障碍和巨大的精神损失。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如何彻底清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这些偏见，至今还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三

一种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在她的哲学思想上，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哲学正式被引进中国的这100多年的历史，虽然几经坎坷，毕竟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西方哲学才使得中国的哲人们对自己的哲学有了哲学自我意识和哲学的学科意识。就连“哲学”这个词，也是日本人首先用来翻译西方的philosophia（原意为“爱智慧”），然后才传到中国来的。然而，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就连西方的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没有确定的答案。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哲学这门学科在西方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哲学”的理解也就很不相同。所以如同恩格斯说的，一个人想要学习哲学，除了学习哲学史外，别无他途。

那么，如何学习哲学史呢？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哲学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言论牢记在心。这种方式是非哲学的方式，而且往往是事倍功半，让人头脑僵化。用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学习哲学史，就是要敞开自己全部的心胸，试着用历史上一个一个哲学家的眼光看世界。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于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因为西方哲学史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论证，很少教条，具有自由思想的风度。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有自己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它是一个个哲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承前启后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具有基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兴趣的青年人，都不会对人类思维是如何从其童年的天真逐渐成熟起来，并发展到今天如此复杂高深的程度这个问题无动于衷。的确，当我们用古希腊哲人们的眼光仰望星空并思考万物的本原时，我们会唤起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那时我们小小的身体里蕴涵着多么丰富的哲学灵感啊！我们在中世纪哲学家们身上领悟到青春的压抑和躁动，我们向黑暗的旷野里大声呼唤却没有回答，我们只有转回内心祈求命运的指引。近代哲学是一次光辉的日出，理性从地平线上跃起，整个世界进入了热烈喧闹的白天，人类思维成熟了，它如同一个成人冷静地面对日常生活并思考着生活后面的根据，以便更有把握地驾驭这种生活。现代哲学则有如一个智慧的老人，既有老人的宽容，也有老人的偏执，还时有老人的狡黠和玄奥，要完全理解他，的确太难，除非你自己有足够的阅历。当我们沿着人类思维的踪迹走过一遍，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再生。如同肉体上的成长一样，这种精神的再生也需要经受磨炼，经历痛苦，但总的来说是欢乐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在道路的前方有迷人的前景吸引着我们，我们渴望“成人”、“成己”。到那时，我们会感到自己窥见了人性的奥秘，理解了人生的真谛，我们具备了一种力量来设计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自己所选择的目的。

然而，在我们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看世界”，这种思想实验很有意思，但也很不容易。青年人常常缺乏耐心，急于做出自己的判断，且偏爱做否定性的判断，以为否定判断最易于显出自己的个性。其实一个总是习惯于说“不”的人恰好暴露出思想的空疏，他的分辨力只相当于一个三岁儿童对小白兔和大灰狼的分辨力。当一个青年刚刚读到一位哲学家的几句话便傲然宣布：“我不赞成他的观点！”这只能说明他还完全没有入门。凡是在哲学史上留下自己的见解的哲学家，都具有绝顶聪明的头脑和过人的大智慧。人类的思维能力在几千年这么短暂的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进化，因此我们在阅读古人写下的思维轨迹时，相当于在同一起跑线上和他们竞技，谁也不比谁更傻。我们的优势仅仅在于，我们不但知道他们的看法，我们还知道他们以后的那些人的看法，包括批评他们的种种看法。但我们要能批评他们，首先还得同情地理解他们，就像他们的那些批评者所做的一样。而由于我们有了当时人们所不可能有的历史知识和全局观点，我们理解他们就比当时的人理解他们要容易得多。正如生物进化几亿年的历史被压缩在人的胚胎发育的十个月内一样，我们也有可能在两个学期的学习时间里走过人类两千多年哲学思想的进程。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自知其无知”，以开放的心态投身于每个哲学家所处的精神氛围和在这氛围中所产生的问题，并进而体会他们的苦恼和困境。他们是一步步把我们引入哲学殿堂的导师和朋友，我们与他们神交，就是与人类哲学思维本身打交道。当然，我们也必须“入乎其里，出乎其外”，但我们跳出他们的局限并超越他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再以投入的心态读他们的后继者的书。就这样，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之后，我们也就相继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哲学家；我们不断地转移自己的立场，训练着快速把握一个哲学观点的领悟力和灵活性。长此以往，我们就逐渐拥有了一种能力，能够面对一种陌生的观点或思潮迅速洞察其要点，并做出自己的评价。这就叫做“哲学素养”。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或者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就是哲学。一个不学哲学史的人，哪怕他记熟了一大套哲学“原理”和教条，哪怕在日常生活中他满嘴的哲学名词和术语，他也不懂哲学。哲学无定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在不断对话中生成和发展的有生命的思想。对话必须有对话者，而最有价值的对话者是历史上最聪明的人，这些人最集中地汇聚在哲学史中。

四

我们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就是考虑到青年人学习哲学的特点和兴趣而撰写的。我们把以往哲学史著作中常见的那种大量的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分析限制在最必要的限度内，也把人物的传记资料作了尽可能的精简和压缩，而把重点放在哲学家思想本身的内在分析和意义阐释上，力图写成一本思想含量尽可能浓缩、思想发展的线索尽可能清晰的哲学史著作。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大学本科生（或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力的青年），不论他是学哪个专业、从事哪个行当的，如果他想要对西方哲学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话，他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和学习能够得到基本的训练，不仅是知道一些最必要的哲学史知识，而且能够从最初步的哲学思维逐步上升、循序渐进，具备基本的哲学思维能力。因此本书在编排上特别考虑到对哲学思想本身的连贯性的强调，不仅注意交代清楚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的过渡，而且在每个新的哲学阶段到来时都有一段概括性的提示，这些提示或许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一段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现在，在这篇《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我们也愿意对全书的基本线索作一个总的提示，即指出西方哲学史各个发展阶段的总体特点。

首先我们将看到，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有关客观世界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存在论）哲学，即使是这一阶段后期的人生哲学，也是以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哲学为基础、并以人对外部世界（包括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这个时期的一切哲学努力都是为了搞清客观世界及其原因或规律究竟“是什么”（包括人作为客观存在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为此人们创造了数学方法、辩证法和逻辑。这是西方理性思维的萌芽时期，理性思维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主观和客观分离开来，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去把握客观规律。所以西方哲学在古希腊的诞生同时也就是西方科学精神的诞生。

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构成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哲学主要是有关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即心灵哲学和一神论的宗教哲学。主观精神的世界比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更深邃的世界，但只有在探索客观世界的历练中掌握了适用于一切对象的逻辑理性工具之后，对这个世界的深入才不会流失于不可言说的内心体验，而能有步步为营的收获。所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虽然是对古代哲学的一次彻底否定，但本身却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前提的，没有希腊哲学的修养，我们无法理解中世纪哲学。同时，中世纪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精神的一种自我深化，西方哲学以上帝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真正据点或安身立命之地——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

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文艺复兴为开端的近代哲学。这种哲学的主题是立足于独立化了的主观精神去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种探讨本身又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别表达了自然（包括人的自然）的原则和人（包括支配自然的人）的原则，这两大原则在上帝的保证下相互过渡和统一，形成近代精神的张力。其次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展开了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即认识论问题，表现为由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派哲学和由培根所开创的经验派哲学对人类认识之谜的探讨，其中双方又就认识对象的本体论问题各自分化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不同的方向。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则将这种认识论的成果向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全面放大，并冲击到上帝的统一性纽带而导向无神论。第三个层次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师们开始了用主观能动的精神去建构客观世界并由此实现主客同一的伟大目标的进程，最终在黑格尔那里构成了一个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三统一的辩证唯心主义体系。

西方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现代和当代哲学，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但本书也特别设立了“向现代哲学过渡”的一章来阐明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我们认为，尽管现代和当代哲学五花八门，但从纯粹哲学的角度看无非四种形态，即先验哲学、经验哲学、非理性哲学和辩证哲学。因此我们讨论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哲学、孔德等人的经验主义的实证哲学，最后还提到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必须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国内以往的西方哲学史通常都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排除在外的，这样做的理由显然并不是一种学术性的理由（如西方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不算一个哲学家之类），而恰好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的做法。马克思的哲学既然产生于西方哲学的肥沃土壤中，它当然就是一种西方哲学，回避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这早已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但时至今日，这一常识竟然尚未得到西方哲学史教科书的体现，似乎德国古典哲学没有产生出它最重要的成果就直接跳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这是极不正常的。我们的这一尝试则力图克服这种违背常识的偏见。认真读完这本《西方哲学史》的读者当不难发现，将马克思的哲学还原到它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客观历史位置，并不会有损于它的真理的光辉。恰好相反，由于这种承前启后的位置，马克思哲学获得了它在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新的生命力，展示出了它所蕴涵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数千年里匍匐在黄土地上讨生活的中国人，今天终于第一次有了放眼世界与各种不同的人类打交道的轻松姿态，有了要探索其他不同人性的非功利的好奇心，从而有了认识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机会。然而，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使悠久的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光彩，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作，就是对西方哲学思想乃至于整个西方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客观把握。我们愿与年轻的朋友们一道来做这件很有兴趣的工作，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丰富我们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