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知青情结

1964年9月16日，一个江南这种季节常见的明媚的日子，我和数千长沙知青抵达了下放地——湖南省江永县。长途汽车的马达声刚一停息，我们几个同学就兴高采烈地爬上了公路旁嶙峋的石山，那些石山像刀锋一般的锋利，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不是带队的杨校长的大声喝止，我们会一直爬到山顶，鸟瞰这往后曾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美丽村庄。自那以来，发生了多少在生活中不能忘怀的大事，但我很少回忆，惟有这人生的初途和序幕，成为我考虑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回复的起点，在我脑海的深处熠熠生辉。

下放十周年时，我正在办理“病退”手续和联系到长沙市西区劳动服务大队挑土的事。下放二十周年，我和亚林兄及徐珊，还有另一位不大熟悉的江永知青朋友（凡江永知青似乎都是朋友），在武汉大学程亚林的家中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记得鸭子是程亚林杀的，我还帮着钳了毛。我们很惊奇在这高等学府中还有我们这几位“贫下中农”或“土匪”的一席之地。下放三十周年，听说长沙搞了大型聚会，还有人成群结队地返回“第二故乡”看望父老乡亲。我和程亚林都没有去。除了事情太多外，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在缠绕着，怕敢回头。生活教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凡美好的事情就应该让它完好地保留在记忆中、幻想中，千万不要到现实中去寻觅已经失去的东西，否则你会失去得更多。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如过去美好，你惟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去创造更美好的将来，使你的现在无愧于你美好的过去。我这样说也许有些残酷，因为对于不少江永知青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了“未来”，只剩下了过去。我不忍心剥夺他们到现实中去寻梦的愿望，但我还是要说，一个人永远不能靠他的过去过日子。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未来”就总是还有的，他不只是过去的单纯延续，而且可以用自己的行动修改他的过去的意义，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颠倒他整个一生的意义。那时人家就会说：“这家伙，倒是看不出！”其实有什么看不出呢？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不可预料的。当然，有的人没有挣扎过来，死了。但最怕的是他自己不去挣扎了，“哀莫大于心死”。人们说湖南人（长沙人）不信邪，我想这也应该包括不信命。

最近几年，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和老知青们聚下头。我常常有一种感慨，觉得他们尽管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些年，有的还混得相当老辣了，但内心深处，情感的根底里，还仍然停留在十六岁。听听他们的交谈，他们所唱的那个时代的歌，你会觉得他们的心理和他们应付这个冷酷年代的那份能耐是那么脱节，反差极大。当然，这正是他们的奇特之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历经磨难而仍能顽强地活着的秘密，说明真诚和善良在这一代人心中永远不会泯灭。但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代人是极为特殊的，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上一代人在一起唱延安时期和抗战时期的歌时，他们是理直气壮的，那些歌直到今天仍有绝对的普遍价值；我们在一起唱“满怀激情，满怀理想，跋山涉水到边疆”时则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这些歌本身的意义早已成为虚幻，它们只对我们这特定的一批人的个人情感有意义，因为这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唱过的歌，它们凝聚着许许多多的个人回忆，不足为外人道。但它们饱含着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看似豪迈，实则酸楚，与我们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表演性极强地哼唱流行歌曲，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意境。然而，我们这一代人难道就只能表达这样一些纯属个人的生命价值，一旦被历史超越，就毫无声息地消失于永恒吗？我们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难，我们经历了好几轮的狂热和信仰崩溃的大起大落，我们多少次陷入绝望和虚无的境地，如果我们不能为民族、为人类建立一些带有普遍性、永久性的界标，为后人提供可向更高一级攀登的固定基石，就个人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些苦难中得到某些前人不能给我们的启示，参透生活的更深一层意义，在丧失一切之后自己亲手建立起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的苦就白受了，我们就只有卑贱地接受人家的怜悯并满足于得到几句廉价的好话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如果有所谓使命的话，就是以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建立起中国以往从未见到过的一种新人，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苦难。

的确，从看得见的业绩来说，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如上一代人，我们既没有抵抗什么，也没有推翻什么；我们也不如下一代人，我们起步适应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的时候已经太晚，我们很快会被、且已被更年轻更有生气更无包袱的一代所超过。我们的成就只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对人生的独特而深沉的领悟。这种领悟若能得到升华和具有震撼力的表达，它将是超出个人的，更重要的是，超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没有他们的观念上的僵化和行动上的因循守旧；和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的独立精神和忍受苦难的韧性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但这种独立思考、这种将自己的思考付之于实践的刚毅，不正可以视为中国传统从未有过的独立人格的体现吗？可是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看出我们自己的真正优秀之处，而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溺于世俗的眼光，以为我们是“倒霉的一代”。我们的确是够倒霉的，但我们生而为人，应该能使我们的厄运具有我们自己所创造和赋予的意义，使他人因没有这种经历而对我们加倍尊重。要做到这一点，儿童式的伤感和怀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理应有一种思想上的老辣，一种看穿一切而心中有数的城府。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幼儿和老小孩的民族，但我们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中真正的成人，只要我们认真地、不畏艰苦地思索自己，建设自己，完成自己。也许，我们还是惟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代人。

韦君宜在最近出版的《思痛录》中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是的，你们当红卫兵时上当受骗了，你们上山下乡时受迫害了，你们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摆弄你们的“伤痕”，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时你们自己的过错？（大意）我无言以对。“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都在控诉，人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可是谁在害人呢？都是好人在害好人，归根结底是好人的好思想在害好人，“谁也不是妖怪”。但这不正好说明，这些所谓“好思想”其实是害人的思想，是虚伪、恶毒的思想，是“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思想？而有着这些害人思想、甚至把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的“好人”，还算好人吗？当然，我们上山下乡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受害者；但我们上山下乡时的思想、信念，也没有错吗？附属于这些思想信念的理想和激情呢？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被这些思想信念所激动、现在为什么还在为此而唏嘘感叹，难道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青春的象征吗？我们在舞台上重现当年的三句半、对口词和红卫兵式的舞姿时，内心作何感想？是重新热情奔放，沉浸于年轻时代的幻觉，还是有一丝羞愧？当然，即使我们当年有错，我们也不可能摆脱，那是历史的局限。但这不正说明，我们生来带有国民性的“原罪”？如果我们不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罪作深刻的反省，不提醒自己和国人对自身保持高度的警惕，谁能担保将来（也许是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会犯同样的历史错误？面对韦君宜代表上一代最有思想深度的反思者给我们出的这道题，我们决不能交白卷。

我很清楚，这种反思不是人人都会去做，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大多数朋友也许会说我书呆子气十足，甚至走火入了魔。但我们看看美国人对越战的反思，他们和我们是同一代人，他们做一件事，就要了结一件事，是错事决不让它重演。我们这里却把反思看得那么的无所谓，一个反思者几乎注定会感到孤独。自90年代以来，我已经不太愿意使用“我们这一代”这样的字眼了。这基本上是一个80年代的用语，而现在，它已被更年轻的一代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迫不及待地接了过去。我逐渐发觉，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一代”，有的只是“这一个”，是许许多多还自以为是“这一代”的“这一个”，和若干个已看出自己是“这一个”的“这一个”。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有走出“知青情结”的必要。1969年我有意识地离开江永，独自回到老家耒阳县当一个普通农民（当然还是知青身份），为的是使自己从知青立场转换到农民立场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以期更深刻地了解这个社会。今天我又一次与知青群体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为的是从人性的立场来看待我“这一个”人，以期更深刻地了解人的本性，它的孤独、自由和原罪。我是知青，但我首先是人，不是知青中的一分子，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我不愿借助于知青群体来排解自己的孤独，寄托自己的愁思，寻求精神的依赖。那都是自欺欺人。我希望有更多的知青也像我这样想，来显示我们这一代人与其他人的不同。

但是，什么！你终究还是承认了你是“我们这一代”么？是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的话，那就应该是这种打破“代”的概念限制的“这一个”，即一些不再和别人难解难分互相粘连的个体人格。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原罪就在于这种互相粘连、“情同手足”，它使我们放弃个体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只有对他人的义务而没有对自己的责任。我在写《灵之舞》时曾自认为，我是在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灵魂展示出来。写完以后我又怀疑，我这种做法真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吗？现在我想，应该可以。因为我展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这一点我与其他知青是相通的）的自我批判（这一点则很可能是我所独有的），而且是对我们中国人的灵魂的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恰恰出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不可能出在别处。因为我们同时具备了几个条件：有知识（虽然不多，但远胜于农民，且通过自学有的有很大的提高）；无身份（“知青”是个说不清的身份，好的可当全国劳模，差的可成为盗贼的代名词）；居于社会底层（了解农民，接近痞子）；大多自食其力（不相信奇迹，有独立意识）；入仕意识淡化（即使在位者通常也不怎么当真）；信仰崩溃最早、最彻底（上山下乡和文革是两次大的，目前的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失落只是雪上加霜而已）；启蒙意识最强烈持久（与西方近现代文化有最深刻的共鸣）。最后这一条并非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所提供的偶然条件的结果，而是一直在我们心中涌动的一种固有倾向，这只要想想当年在乡下知青之间传看传抄那么多的外国小说就明白了。那些年，我们没有受到正统的教育，却受到了西方启蒙思想（《大卫·科波菲尔》，《九三年》，《父与子》，《荒野的呼唤》，《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的教育，如此生动、鲜活。有了这种教育垫底，我们现在看卡夫卡，萨特，马尔克斯，才会有真切的体会。这可能是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决不会有的。当然，今天还有闲心思看小说的老知青已不多了，但一旦要谈人生体验，还是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最有本钱。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承认我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尽管我是以批判的眼光在反省我们这一代，但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与前人的区别、和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长进的地方。我的自我批判正在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其代价是：走出知青情结，走出“这一代”的狭隘集体情绪，以个人的身份向整个民族、向五千年文明、向全人类一切人性生物敞开，去探索“人”是什么及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