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韦卓民先生西方哲学译著的文化断想

（一）

我接触韦先生的古典哲学译述，特别是康德哲学译述，是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80年代初，我为了完成“德国古典哲学”这门专题课程，以及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曾先后读了韦先生翻译的康蒲·斯密所著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下卷）。记得当时读斯密那本书时，我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那是我们系资料室最厚的一本书，纸张很差，黄中带黑，看得人头昏眼花。最要命的是书中的文章风格，句子断断续续，联系似有若无，意思迷离恍惚，倒装句、从属句特别多。每天读着读着，眼皮就打起架来，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中午睡午觉的习惯。啃完全书，脑子里一锅粥，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翻译上的问题，只觉得自己基础太差，整体把握能力不够，对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不扎实，原想通过斯密的《解义》走条捷径，结果反而绕了远路，只得回过头来老老实实地读《纯粹理性批判》。不过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到斯密的《解义》上来，老实说，有一半就因为对那书的译文有些发憷。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韦先生的译作。

第二年，我做硕士论文选了康德的题目。结合我对美学的兴趣，我准备做《判断力批判》。上卷是宗白华先生所译。宗先生的译笔，随意性比较大。本来宗先生的文采是很少有人能与匹敌的，但译康德的书，这方面便不大显得出来，而逻辑的严谨、思辨的连贯流畅，在宗先生笔下就显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许多地方不对照德文原版，简直就无法理解。我当时凭自己一点可怜的德文，对宗先生的译文作了不少修订，引在硕士论文里的，也基本上是经过修订的文字，因为我自认为对康德的美学思想，还是有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但到了读《判断力批判》下卷，我就只好带着一个几乎完全空白的头脑去接受了。在此之前，我只读过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李先生似乎主张《判断力批判》上、下两卷都是讲美学问题的，上卷是讲自然美的形式，下卷是讲自然美的内容。我虽然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康德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竟展示出了一个我以往从来没有考虑过的理论课题，这就是自然界的进化与人类道德、精神生活的内在必然联系的问题。我怀着惊讶与兴奋，热切地钻研了这个问题，钻研了韦先生所译的《判断力批判》下卷。对照德文原本，我也发现译文有些不尽人意处，但基本上是属于修辞方面的。而且，译者似乎还有意要让中国人适应西方人的表达方式，在许多地方都是将西方人的句法、语法习惯直接生硬地搬演成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译者的身份，更不知道他本人在基督教神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和对宗教的虔诚，只觉得译者没有曲解康德的意思，而是用笨拙的译笔将康德的自然目的论、道德目的论和神学思想原原本本地作了表述。我发现，即使是译文的缺点，也可以通过它的优点来得到修正，只有读懂了原著的思想，才能知道如何在表达上做得尽善尽美。韦先生的译笔是难读的，但原则上是可以读懂的，它是一部经过消化的、有内在连贯性的译作。我在硕士论文中引用韦先生的译文时，就基本上没有加以改动，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些修辞上的调整。后来我才知道，该书的译者和斯密那本书署名“绰然”的译者就是同一人。

去年，我买到了由后人整理出版的韦先生译著《纯粹理性批判》。当时我正好在给研究生讲授“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课。记得前几年也曾给研究生讲过这门课，讲康德用的是国内流行的蓝公武译本。该译本文字极为典雅，读来简直有一种气韵生动的感觉，但其半文言的语体显然已经过时，且常常为了文字典雅而损害原意，如增删文字、任意标点、不必要地改变句型等。至于北大编的《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资料选编》，虽是白话文，但毕竟是选段，缺乏连贯性。所以每次上课，我除了带这两部书外，还带上德文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备查。这次讲课有了一个新译本，究竟怎么样呢？通过教学实践，我发现以韦译本为准，除个别明显笔误外，要查的地方不多，对照起来，发现有好几处蓝译本和北大选编本有误解的地方，韦译本却是正确的，因此觉得这个本子至少在目前是国内较好的译本。

我当然不是说韦先生的译本就没有一点问题了，而是说，韦先生翻译重在忠实、严谨和对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解。在“信、达、雅”三者之中，他把“信”放在绝对的位置。对“信”的这种特别的强调使韦先生的译本具有突出的特色，就是对许多“约定俗成”的名词、术语的译法，韦先生不苟且，不附和，而是基于更准确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译名。如Erscheinung—词，一般译为“现象”或“显现”，都既通俗又好懂，韦先生却译为“出现”。我猜想他是要强调这一名词所内涵的动态过程。“现象”在现代汉语里已不作动宾结构的名词解，而是个单纯的名词；“显现”的“显”虽是动词，但动态不突出，可理解为副词。“出现”则将该词的词根scheinen的含义“发光”“照射”和动词erscheinen的“出场”“露出”的意思表达得更准确，也更符合康德对现象的知识中所包含的人能动地使其出现在人面前的含义的强调。缺点是，在日常语言中“出现”不是一个名词，也很少用作一个动名词。恩格斯曾研究过近20种西方语言，他发现这些语言中几乎所有的名词都来源于动词，这大概是西方语言的特点。我们在汉语中看到的则完全相反，古汉语绝大多数动词都来源于名词组合，从汉字的“拆字法”即可看出这一点；同时，许多名词也都可以直接当动词用，如“食”“种”“道”等等，又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一个重大差别。我们不太习惯将一个单纯的动词不加上某些名词（如“···活动”“···过程”等）就直接作名词来使用。德语中这很简单，只要将头一个字母大写，或改变一下词尾，一个动词就成了名词，在口语中甚至可以不加任何区别而把动词作名词用。这种文化上的不同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韦先生似乎是想要采取一种断然的方式，将西方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灌输到汉语中来，这种尝试是大胆的，也是可贵的、有意义的。又如拉丁文术语apriori，—般译为“先天”“先验”，韦先生独译为“验前”。从字面上看，“先”与“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体会韦先生的意思，是想要强调该词的逻辑意义。因为康德在用这个词时并非指心理学、生理学上先天带来的或天生的知识，不包含时间上在先发生的意思，而是指认识论上的“逻辑在先”的意思。由此来看，“验前”这一译法的确比其他译法更能体现该词的逻辑意义。此外如Beschafenheit（性质）译为“造性”，GlaUbe（信仰）单译作“信念”，PhySiologie（生理学）译作“自然科学”等等，都不同于传统的译法。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要完全用韦先生的译名取代现在通行的译名似乎还有困难。但重要的是，当今每个研究康德哲学的人都不能不对韦先生的译法和他所提出的理由加以考虑和重视，并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就为将来逐渐形成一套更精确、更为广大学人认可的术语提供了基础。这是韦先生的重大贡献，也说明他不仅仅是个翻译家，也是个造诣深厚的哲学家和康德哲学专家。

最近得到又一由后人整理出版的韦译遗稿《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康德著）。此书我曾于1988年译出并由三联书店出版，韦先生则是1965年译就，尚未来得及修订定稿即溘然长逝。书的名称，我译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固然是依从通行的译法，但在当时确实也曾颇费踌躇，因德文Anfangsgriinde系一组合词，前半部分Anfang意为开端、开始、起初，后半部分Griinde才是基础、根据之意。译“基础”，就失去了前面一半，译“初步”“入门”等等，又失掉了后面的意思。后考虑该书的性质属于高层次的形而上学，而非一种入门读物，为免得引起中国读者误解，于是仍按一般译法译作“基础”。但细究之，这里面似乎又隐含着一个文化差别。因西方哲学传统总是在对学问归类时将最高层次的学问置于开端，称之为“第一哲学”，认为只有首先搞清了这些基础性、根本性的学问，才能顺利地逐级下降去探求较具体的东西。这一点在康德和许多思辨哲学家、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都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它构成了西方哲学重理性、重逻辑和系统性的特点。中国哲学则比较更重视具体事物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主张从小事做起，细心体验，积之愈久，才能最后豁然贯通（顿悟）。因而“初步”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多半是一种肤浅幼稚的东西，是有学问的人不屑一顾的。韦先生觉得译为“初步”较确切，似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较多，是符合康德“自上而下”的根本思路的。当然，如何让这种思维方式被中国的读者接受，看来还得费一番力气并经过更长久的缓慢的过程，但韦先生的这种激进的态度仍不失为对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更大胆地向西方学问大开门户的一个促动。

（二）

从我对韦先生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的译著的阅读和比较中，我感到对当前国内西学界、翻译界可以引出如下思考。

1.应深入探讨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文化心态问题

鲁迅先生在30年代曾以激进的态度提出过“硬译”的主张。所谓“硬译”，即把一种不符合或不太符合中国人语言习惯的异质文化通过生涩但不走样的方式直接翻译过来，强使中国人接受。硬译不同于“死译”，它是建立在对内容的深刻把握之上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死板生硬。硬译虽然给国人在字面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难，但却可以开阔眼界，训练思维的适应力和灵活性，打破传统习惯的狭隘性，更有利于接受原版的西方文化。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文学界和文论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总的说，反对的比赞成的要多。到今天，赞成的人就更少了。人们通常认为，“硬译”没有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力，必将被淘汰和摒弃。现在，当代西方“解释学”已被国人当作时髦，人们把翻译和阅读都完全视为一种自由创造和再创作，“硬译”就再也无人提及，似乎它已从理论上被彻底驳倒了。对此，我却颇有一点不平。
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种语言文本原则上是否可以不走样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文本的问题。至少，从文学和诗的翻译来说，我承认这是像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困难的。文学的翻译的确是一种再创造，只有创造才有可能逼近原作的灵魂，逐字对照的翻译，哪怕加上许多注解，都已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但我以为，学术性的翻译应该与此有所不同。因为：
（1） 学术著作一般都是一种逻辑系统，在逻辑层次上应当具有人人都可理解的普遍性和意义的确定性，即使包含有“诗性”的成分，通常也不依赖于或主要不依赖于诗性语言，而是建立在逻辑化的语言层次之上的。
（2） 学术著作的读者一般都是学者或求学之人，他们是怀着一种探求的态度去阅读并准备从事思想性、精神性的劳动的，不同于文学作品的欣赏者、享受者；读学术著作的目的，只是把语言文字当作工具，借以揭示和达到它下面所隐含的观念、意义，而不是以语言文字本身的美为目的，更不是以之激起读者自身的丰富想象；因此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特定适用性，即对意义的个别指向性和精确性，在这里就成了首要的问题。
（3） 学术著作在译成异质文化的语言时，毫无疑问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但学术著作翻译的主要任务不是通过曲解或变通原意的让步来缓和或消除这些困难，更重要的倒正是在某些关键地方突出这种困难，使人注意到这种困难，并通过文化阐释，使人们意识到这种困难并不完全是由于翻译水平的缘故，而是他们自身文化视野的狭溢性所导致的；这就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加深了对异质文化的注意和了解，使读者的眼界得到了扩展；反之，过分怜惜和姑息读者的接受能力，长此以往只能使他们的视野更狭溢、嗅觉更麻木、误解更加深。今天我们许多人不求甚解地将西方各种名词术语硬套在中国文化的各种现象上，自以为驾轻就熟，实际上离题万里，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过于通俗化地解释西学，而忽视了以“陌生化”手段对西学作深入研究的恶果。

由此可见，在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中，“信”是最重要的。当然，“达”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但其前提是“信”，而且本身依赖于“信”；“信而不达”的情况只是暂时现象，只要真正“信”了，总会有一天“达”起来的；之所以觉得“不达”，是因为还未习惯。西方学者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疯子，他们相互之间也要传达思想，当他们运用逻辑和理性思维来传达思想时，这种传达就是超越国界、超越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更进一步说，我甚至可以断言只要真正“信”了，自然而然也会“雅”起来，如果原文本来就“雅”的话。但这种“雅”已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的雅，而是思想本身的气韵节奏的高雅，是作者和译者在同声论道时的语气、态度的娴雅，是思维的连贯性和灵活性以及轻松自如、侃侃而谈的潇洒。这是一沖精神的内在典雅。过去严复等人追求文字表面的典雅，要求朗朗上口、掷地有声，其实多所曲解、枉为增色，一遇白话文普及，便无甚永久价值。今天专为欣赏他们的译笔而去读其译作的人寥寥，而要了解原作的思想，他们的译文又信不过，且已不“达”，只好被淘汰。内在的典雅则具有长久的价值，不会因语言习惯的变更而被淘汰，如某些古代佛经的翻译，文字上其实非常朴素，但却是今天研究佛经的信经，井另有一番典雅和纯净。

总之，我以为所谓“硬译”的问题，实质上不光只是一个翻译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开放的文化心态（如唐代对佛经的翻译），就会严格认真地对待异文化，并确信异文化本身有它自己的“达”和“雅”，并非只有从外面才能将“达”和“雅”强加于它，也才有可能对原版的西方学术抱有真正信实和科学的态度。在这方面，日本民族便有这样的眼光和气魄，只要西方有的，他们都一概搬来再说，不习惯、不理解的，慢慢再去习惯、去理解，但决不迁就自己的老习惯，凡是找不到准确、对等的译名的，一概音译。所以他们很快便有了康德全集、费希特全集、黑格尔全集和其他许多全集，我们则至今还只有马恩列斯全集。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真正进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就必须否定自身、超越自身，也就是先放弃原有立场，向外界进取，不要老担心会丢失原来的好东西，而要真心诚意地了解人家、学习人家。只要真正这样做了，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好东西并没有丢失，而是在这种运动和否定之否定中获得了发展的生命。反之，倘若固执于原有立场不放，尽管本心是舍不得将自己本来的好东西丧失掉，害伯将来走路没学会，连爬也爬不回来了，那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慢慢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身的好东西烂掉。这就是生命的“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也是文化进步的辩证法。这个道理，是一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者常常未能注意到的，所以在他们眼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或否定意见只能是“数典忘祖”，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而没有看出这些意见往往正是传统文化的希望之所在，是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的弘扬和推进！

2.翻译者应对西方文化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

韦先生的康德译著之所以能深入到语词本身的文化背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不用说他本人曾长期居留西方，并皈依基督教，这为他直接融通西方文化带来了有利条件；更主要的是他对西方文化的那种投入的态度使他具有博大的胸怀。他并没有因为接纳西方文化而鄙弃、拒斥母国文化，相反，他总是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比较，试图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他的大量翻译作品正是他这一宏伟构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技术熟练的工匠，而且是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为此，他既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可沟通之处，但又强调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如果没有相互沟通的可能，他也就不会努力去做这种无用功了；但若看不到中西文化之异，甚至就不会意识到沟通的必要，也不会意识到在哪些方面有可能沟通。

我以为，中、西文化首先是异质文化。异质文化也有相同之处，但这种相同只是表面的（如中国人讲道德，西方人也讲道德；西方人有科学，中国人也有科学，如此等等）和抽象的（如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人”），异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如中国的道德、科学与西方的道德、科学差异极大）。中西文化的同与异并不处在平行对等的地位，特别在今天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强调其异的重要性远过于强调其同。只有强调其异，才会激发出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外向学习和“拿来”的动力；而强调其同，什么都是“中国也有”，就容易导致不思进取、自满自足和懒惰。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当盲目的排外主义占上风时，把中西文化之异提到绝对的程度，认为“华夷”决不可互通，乃至把洋人都呼为“鬼子”，那时强调外国人与我们“礼仪之邦”有许多共同之处，还可以起到打消国人顾虑、使人们开放和容忍外来事物的作用；但在今天几乎人人都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时，一味强调同而忽视异，则会麻搏我们的神经、模棚我们的视线，找不到我们真正要向西方学习的目标，只会用新的词句重复旧的老生常谈。

因此，把异文化作为异质文化来了解，我认为是当今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个首要前提。否则的话，当你自以为将中西文化精神糅合起来做得圆通无碍、天衣无缝之日，恰好就是你不自觉地用传统文化曲解西方文化最离谱、最不开窍之时。然而，要原原本本地把西方文化当作异质文化来了解，谈何容易！它要求考察者除良好的外语水平外，还要有全面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如宗教知识、抻话知识，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知识，以及对西方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等凡是有关人文的知识，都要有兴趣，都要了解，并且都要当作异质文化来了解。所谓“当作异质文化来了解”，意味着还要对本民族文化的类似领域有所注意，有所比较和分析，以建立考察不同文化之异的参照系。韦先生在这些方面都具有良好的素质，他不但西学的研究面极广，国学的功底也是相当深厚的。当然，对于一个一般的翻译者来说，这种要求也未免太苛刻了一点。但我的意思是，人们应当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即不断精进、不断提高，不以将西方文字搬弄成中文为满足，一个好的翻译家应当是一个永远追求高品位译作的探索者。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翻译作品，毫无西方文化修养，对西方的历史事件、神话典故、宗教习俗、文化名人一无所知，也懒得去查阅，更谈不上体会其精神，匆忙印出来，谁也不知所云。这种文化垃圾是到了彻底扫除的时候了。

此外，我认为翻译者应对原著的专业有深入的了解，最好是该专业的专家。这本来是学术性著作翻译的一个基本原则。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国内对这一原则还是遵守得比较好的，许多古典学术名著的译本都出自本行业著名专家之手笔，不仅忠实地表达了原著的学术思想和风格，而且由这些专家提供了大量有助于国人理解的注释乃至评语，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严肃的学术译著被大量的“假、冒、伪、劣”品挤得无处存身，有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有的回避疑难，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有的知识贫乏，笑话百出；更有甚者，还有将别人的译作加以改写，充作自己的“译著”的。某些出版部门也见利忘义，只要觉得哪本书畅销，就随便找人翻译，致使近年来劣质译本出得又快又多，真正优秀的译本反而没有市场。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对比之下，韦先生的译著就显得特别可贵。他的译著，本身即是他的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位哲学家、一位康德哲学专家，他在翻译的同时就在研究，为了研究而进行忠实的、严谨的翻译。韦先生的榜样表明，一个真正深入的西学研究者，必定会意识到一切有价值的研究都应建立在原原本本地翻译的基础上。光是阅读原文不行，光靠读别人的译著也不行，只有自己亲自去译一译，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对象的真精神，才有发言权。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们研究和迻译西方学术著作，最终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发展。许多人常有个误解，似乎只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研究西学则好像是为他人唱赞歌，研究多了好像会有损于民族尊严。这是一种极其狭隘和可笑的误解。说到民族自尊心，堂堂中华民族如果对西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浅，那才是大丢面子的事。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全人类的财富。一个具有博大胸怀的民族，理应将一切人类财富尽收眼底，在当今改革开放时代，更应该把眼光多多转向我们相对缺乏的对西学的深入了解。在这方面，西方人已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对中国文化所下的功夫，比我们对西方文化要多得多，以致我们国内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要到西方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增进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一些西方学者或外籍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方面的著述，也往往被国内学者奉为权威性必读书（如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至少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似乎还没有一位西方学者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文化或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时，感到有必要参考一下中国学者的意见。这算不算丢面子呢？我并不想单纯为了“争面子”而呼吁加强国内的西学研究，我只是主张，对待学术，不管是国学还是西学，都应有一种纯学术的态度，而将一切“面子”的考虑暂时放在一旁，只要在学术上真正有价值，都应当毫无偏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去掌握——这本身正是一种切实地提高民族尊严的工作，与那种空喊民族尊严而不做任何增进民族素质的工作或以阿Q式地逃避艰苦的研究来维护表面虚假的“尊严”的心理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就是我读韦先生的西方哲学译著所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