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康德著作 昌理性精神

今年是康德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恰逢此刻，邓晓芒和杨祖陶老师合作伏案七年，从德文原版直接翻译（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的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本书共计100万字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齐了。本文是邓晓芒教授翻译、研究康德著作的体会。
康德哲学正式传入中国大概要从梁启超1903年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的长文《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算起，恰好是康德逝世之后的一个世纪。而从那以来，历史又翻过了第二个100年。回顾这100年，国人对康德哲学的兴趣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是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以及“新康德主义”作为“修正主义”的理论鼻祖，也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1980年代初李泽厚等人提出的“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更是把康德哲学提到当代中国一大显学的地位，加上海外牟宗三及其弟子借康德来张扬“新儒学”的思潮对大陆学术界的渗透和鼓动，到今天，即使是哲学圈外的人士写文章，如果不引用或胡侃几句康德，似乎就不上档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一百年来所有这些关于康德的喧哗，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二、三手资料甚至道听途说的基础上的。绝大部分人引证康德所依据的本子，都是康德著作的英译本或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本。长期以来，中国学人都为没有一个信得过的直接从德文译过来的三大批判中译本而感到困扰。1980年代初国家曾拨款立项，组织了一批人做这件工作（《康德全集》），但2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对照日本学界，他们早就有了康德全集、费希特全集、黑格尔全集等等。我们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为中国学术界“争口气”的情绪，才不惜放下别的似乎更有兴趣的工作，专门来做这件枯燥而没有明显效益的事。然而，光靠情绪是成不了大事的。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对待康德哲学（对待其他人的思想也是一样）如此浮躁、如此不求甚解？显然，这与我们在理论上的急功近利而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尊重有关，也就是与我们缺乏严格的理性精神有关。其实我们翻译康德的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想要通过康德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提倡一种中国文化中历来所缺少的理性精神。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一个绝佳标本。有人会说，中国传统中并不缺少理性精神，如老子哲学和宋明理学，都是强调“天理”、“天道”而压制人的感性和“人欲”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不是理性太少，而是理性太多了，所以不少人宁可借尼采、海德格尔和西方非理性思潮来冲击中国受到“天理”束缚的心灵。其实这都是误解。中国的“天理”并不是理性，而恰好是非理性，并不是要讲“道理”，而恰好是不讲道理，是预设了某些不讲道理的前提再来和你“讲清道理”，即讲清你必须服从不讲道理的前提的那个“道理”。如果你想和那个前提讲道理，那就和你没有道理可讲。所以中国传统的“理”是每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理”。西方的“理性”（reason，Vernunft）则首先是指人的一种“能力”，“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指人天生赋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有两个方面，即把握普遍规范（逻各斯）的认识能力和超越现存事物的实践能力。这就是古希腊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logos和nuos这两个希腊字都可以译作“理性”）。由此而引伸出西方人对逻辑（logic，来源于logos）和意志自由的双重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思想和哲学的全部问题意识都是由这两种精神的互相冲突、缠绕和调解而造成的。周国平先生曾说西方人讲究“思想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即对思想的精密严格（逻辑理性）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宗教超越），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灵魂的认真”并不仅仅体现于宗教信仰，而且也体现为理性的怀疑，即超越现有规范或教条对尚未探讨过的领域进行试探。甚至有人认为理性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怀疑精神，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怀疑就是超越。但怀疑是为了确证（信仰），而要确证自己的怀疑，在没有任何现成的教条（它们全都被怀疑所摧毁）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就必须身体力行地去尝试和实践，去自由地冲撞和创造。这种实践和中国古人所讲的“知与行”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所谓“践履”主要是指实行某种既定的道德信条或天道原则，而非自由意志的自立法庭（即康德所谓“自律”）。可见中国传统中除了缺乏对逻辑和认识方法的严密审视和探讨外，也缺乏对天经地义的东西的认真的怀疑和试探。中国式的怀疑只是逃避问题的借口罢了。孔子的“子不语”，荀子的“不求知天”，庄子的无是无非，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至今还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这种心理，怎么会有兴趣、有耐心去研究外国哲人究竟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并将他们的思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汉语呢？康德三大批判所展示的正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个全面的景观。《纯粹理性批判》在人类科学知识方面穷究至极，追溯到它之所以可能的最高前提，为解决认识论问题而建立起他的创造性的“先验逻辑”；《实践理性批判》在人的自由和道德实践方面把人置于超越境界，为人类高于动物的生存方式树立了绝对的尊严。这两种“理性”都是人所固有的先天能力，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为自己立法。所以康德说他自己的全部哲学都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判断力批判》则是把这两种分离的理性能力结合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审美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一个统一过程。探讨康德三大批判中的理性精神及其微妙结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