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闵采尔思想的阶级属性

一五二五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德国农民战争，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先声，它第一次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引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这个农民战争的最杰出的领袖闵采尔思想的阶级属性的问题便显得十分复杂，国内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举例来说，一种意见认为闵采尔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农民阶级要求的反映，例如“消灭私有财产”就代表了劳动农民的要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闵采尔是农民战争的领袖，但不能因此把闵采尔的思想简单地看作农民阶级的思想，它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超出了农民阶级的狭隘眼界，而表现了资本主义最初形成时期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即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那个阶级的愿望；还有一种意见则直接认为闵采尔的思想就是早期无产者不成熟的思想表现。这里，我基本上同意第二种看法，但觉得也还需要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阐明，才不致于由此得出简单化片面化的解释。实际上，闵采尔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它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神学家”时期：

闵采尔最初象路德一样，是以一个神学家的身份投入宗教改革运动的。直到一五二二年，“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他继承了路德早期的激烈说教，“并且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①这个时期在闵采尔的思想发展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后来的一切有关千载太平的神学理论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政治理论，已经在这时通过一种与“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类似的泛神论而得到了确立，尽管还未具有后来那种“纲领”的性质。然而，作为一个僧侣，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此时还未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宣教去适应当时民众的普遍要求。在此之前，他曾由于对神学的渊博知识而早得博士学位，并当上了见习牧师，他钻研了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的锡利亚式著作，从中汲取了有关千年太平王国的神秘主义思想。宗教改革的大震荡被他看作末日审判和千载王国到来的先兆，而纯粹神学理论上的推理和神秘主义哲学的预感使他的理想带上知识分子的书斋狂想的性质，这种狂想只是作为一种异教倾向在客观上与当时民众中蕴含着的普遍的反抗情绪不谋而合；而在主观上，他的书生式的天真竟使他把一部分希望寄托于反动的萨克森诸侯。当然，在这一方面，事实教训了他。

二、“政治鼓动家”时期：

闵采尔作为一个反对罗马教庭的僧侣向诸侯们呼吁，“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天比一天增长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镖，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在这期间，闵采尔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宣传旅行，他从图林根出发，来到纽伦堡，然后经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旅行中，他同时运用两种方式来进行革命的鼓动：一方面，他用宗教的预言来对一般农民和平民进行宣教，在宗教狂热的形式下煽起民众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他用那些政治、哲学方面的理想和理论来团结和指导那些平民中的最优秀的分子，即“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以及那些和他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低级僧侣、革命的牧师）。同时，这两种不同的发动群众的手段正是出自于他思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异教神秘主义的形式和对于这个社会制度所持的政治纲领的内容。恩格斯对此是这样概括的：“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在闵采尔思想的这两个因素中，他的政治纲领，如恩格斯指出的，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而他的宗教观点，则是当时在农民和一般平民中普遍激荡着的革命情绪和愿望的现实的表达。不过，在这个时期之内，闵采尔的纲领在他的实践活动中起了较之其宗教预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造就了起义的骨干力量，将他们分布到各个地域，依靠这些中坚分子联络和团结广大农民平民群众。这些骨干力量正因为接受了闵采尔这些接近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因而表现出超出以往农民起义的革命彻底性，在运动的高潮中比其他一切成份都暂居上风。不过，由于闵采尔的政治纲领远远超出了当时群众的要求和想法，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的最精锐的分子只占暴动群众的极少数。尽管如此，闵采尔却并没有陷入单靠少数人密谋暴动的错误。他通过他思想中那种宗教预言的形式和因素，发动广大的农民和平民群众，他和他的党则在其中形成一个坚决的核心集团，以致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虽然闵采尔的纲领不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而是对“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但闵采尔的思想却能够是当时包括农民和平民的整个革命派的共同要求和理论的鲜明表现。不过，恩格斯对闵采尔其人的总的评价仍然是：“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有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萌芽的代表人物”。这与前面那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正如评价一个哲学家主要不是看他在哲学史上继承了哪些旧的东西，而是看他提出了哪些新的东西一样，评价一个革命家和一个革命党也主要不是看他维护了哪些旧阶级的利益，而是看他代表了哪些新阶级的利益。这是从历史的运动发展来看历史人物的历史辩证法观点。

三、“革命预言者”时期：

一五二五年三月，由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形势的发展，起义违反闵采尔本人的意愿在谬尔豪森爆发了。闵采尔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出来掌握新政权。作为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行动家，他不能不看到，他一向所宜扬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所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还根本不具备，甚至现有的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那种社会制度和他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他所能做的任何实际的事情都只能是代表市民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相应的，他的大批拥护者并不理解他的真正思想，各自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来歪曲他的理论。闵采尔似乎看到了他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于是，“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

从政治鼓动家向宗教预言家的这一转向，实质上标志着闵采尔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幻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破产，他的理论的内容在其现实的实践中已经变质，已经在广大群众的头脑中遭到不可避免的歪曲，其结果无非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等等之类预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设施。因此必然地，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另一方面，即在第二阶段中还仅只被作为一种发动群众的辅助手段的宗教预言的形式，在这时便急剧上升为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他这时全力以赴地为了整个运动本身的利益煽起群众（农民和平民）的革命狂热，尽管他仍然雄踞于革命运动的浪尖之上，却已经离开了“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特殊身份，仅仅以整个农民战争的革命领袖的一般身份来行动和说话了。如果说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德国农民战争的思想的最高峰的话，那么这个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之际，即它的破产之际，乃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实践的最高峰，这时以谬尔豪森为中心，在整个德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农民起义的烈火到处蔓延。起义的各阶级、阶层都把闵采尔当作自己革命精神的象征。然而，作为农军中的温和派的妥协的产物的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十二条款”在当时却被误认为出自闵采尔之手，这就足见一般人对于闵采尔政治思想的毫无理解了。闵采尔根本不会在革命爆发后再来制定什么新的纲领，他的纲领是在革命前的“书简”中早已提出了，而现在的任务则是推行这个纲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和尽量煽起农民暴动的浪潮（在这方面成效甚大）。

由此可见，简单地把闵采尔的整个思想归结为恩格斯针对闵采尔的“纲领”所作的那个论断：“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并认为这就是对闵采尔思想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的唯一正确的论断，这仍然忽视了闵采尔思想的复杂性。这个纲领仅仅是闵采尔思想中的最高点，它通过漫长的历史途程与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遥相呼应；但是，作为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思想，作为农民平民异教对当时封建制度抗议的呼声，全面看来他的思想更广泛地代表了农民平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他作为“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纲领，却并非从当时一般社会状况、阶级状况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来的，这种远见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历史上考察了早期基督教、中世纪平民异教特别是约阿西姆的学说之后，把它们和当时路德的宗教改革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推理的结果。因此，他也只是在事实上和实践中成为了“无产阶级萌芽的代表人物”，而在思想上，他是作为一个低级僧侣、平民知识分子、宣教者，来从外部预见了平民中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这种预见，那些无产阶级萌芽因素的分子本身是不可能产生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些形成了农民战争最坚强的核心、由矿工和织工组成的“再洗礼派”，他们“本身的需要和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因此，这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弟子和信徒，他们不是从他们自身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中，而是由于一种不自觉的信仰，通过闵采尔的宣教和一种严密的宗教性组织，才团结在闵采尔周围。所以，只是在受闵采尔及其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的无产阶级萌芽的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成分暂居上风。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后者只能在“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它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它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去，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是这样。闵采尔的思想当然不可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同日而语，但它也是从人类以往的思想文化遗产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农民和平民及无产阶级萌芽因素自发的产物。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由于它符合于现代无产阶级的一般生存和斗争的条件而迅速被无产阶级所理解、消化和接受，从而真正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本身必然能具有的思想，那么闵采尔的思想则由于它不符合于当时一切现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而只能被无产阶级的先驱者分子们从感情上费同并信仰，因此并不能成为这些分子本身的具有必然性现实基础的思想，正如后来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魏特林、蒲鲁东等等各色各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虽然也能被无产阶级暂时赞同，却并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样。它们必然在历史上只是县花一现，随着运动的失败，这些幻想和信仰也就烟消云散。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客观生存条件而牢牢地被保持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并每时每刻得到确证，工人运动的暂时失败并不能使它消灭，反而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于是，当我们从闵采尔思想本身的发展及其原因来考察，我们就只能说他的思想是当时条件下平民知识分子对一个美好社会制度的幻想，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样，我们就只能说，从他的思想所起的客观作用来看，它表达了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愿望，预见了他们的解放条件，以致于他本人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但不能说这些思想就是“早期无产者不成熟的思想表现”。
因此，对闵采尔及其思想的阶级属性就必须作这样三点说明：作为思想家，他的神学政治理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的幻想；作为宣传者和政治鼓动者，他的纲领代表无产阶级萌芽因素的愿望；作为宗教革命预言者，他的预言代表广大农民和平民的革命情绪。这样说明了之后，我们可以说，作为他本人，即历史人物闵采尔，革命家，他是“无产阶级萌芽的代表人物”。把他的思想的阶级属性和他作为革命家的阶级属性混为一谈，以及把他思想中的各种成份作简单化的看待，都是不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