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摘要

人类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涉及人猿之别。动物只是简单地进化、适应环境，人则能够改造环境，甚至创造环境。这种创造力不能归结为偶然的灵感，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否定，最早就是为了携带劳动工具而毅然改爬行为直立行走，导致了手脚分工以及人的整个身体形态的改变。这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而是具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历史活动。人由于把工具“当作”自己的肢体甚至另一个“我”，因而形成了自我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的创造力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凭借“有意识的自欺”而使劳动具有了语言性，从身体语言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并使语言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自由之家”。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语言的诗性结构、即隐喻的“自否定”结构，因此，最本源的创造力就在于语言的诗性或艺术性，它是科学语言和道德语言的根，也是克服现代人工智能的异化性的唯一途径。

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先生虽然人住在养老院，却一直笔耕不掇，撰写他计划中的教育学著作，且时不时与我通信，讨论有关教育和哲学的问题。前不久的一封电子邮件谈到了一个创造力的起源问题，询问我的看法。我回复了一封一千来字的邮件，提纲挈领地把我的观点概括了一下。今天趁着这次讲座，我想把这一观点展开一下，基本的理论框架来自于我即将出版的近著《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第3卷。
我认为，人类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涉及人猿之别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才有创造力，其他的生物只能服从进化论法则，几十亿年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被动地产生，又被动地灭亡。人类自从六百万年前的直立人以来，人猿相揖别，就不再只是简单地进化、适应环境，而是改造环境，这就开始具备了最初的创造力。进入到文明时代，特别是现当代（保罗·克鲁岑所谓“人类世”），甚至是按照自己的奇思异想、借人工智能而创造环境，甚至创造出无数个“可能世界”或“平行世界”供人类自己选择（元宇宙）。人类为什么能这样，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人类的这样一种日新月异的创造力从何而来？通常被归之为偶然的幸运，也就是个别人脑子里突发的灵感。这样看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自然界中充满了偶然性，任何一条自然规律实现出来都是基于一定的概率之上的。动物的行为即使理论上都是出于生存本能，也不排除偶尔会有偏离或违背本能的行为发生，当然那结果大多数都是毁灭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灵感式的顿悟则有时会带来生存上的利益，如在苛勒的实验中，某些聪明的黑猩猩或猩猩会无师自通，用几只箱子叠加起来，或把两根棍子连接起来，去够取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香蕉。
这类偶发性的灵机一动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性，应当归入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但是，单凭这一点还远不能构成我们所说的“创造力”。我们只能说这种动物“很聪明”，能够利用环境提供的现有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还不足以说它们具有人类这样一种改造自然的创造力。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20世纪60年代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就是拔一根草茎，去掉多余的叶子，伸到白蚁窝里去钓白蚁吃。这种技术还可以代代相传，与人类的制造和使用工具似乎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在这里好像不适用了，因为黑猩猩至今还只是猿，而不是人。人猿之别似乎又成了问题。
但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人猿之别，就是黑猩猩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行为的特点在于：它们在使用完自己手中的工具后，随手就扔了，不管是它们自己制造的草茎，还是现成利用的箱子棍子，都被还回给了大自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将它们保留在身边，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都是一次性地用完就不要了；而人则坚持把自己制造的工具带在身上，以备后用。因此，我在“制造、使用工具”后面加了一个“携带工具”，将其并入“劳动”的概念之中。只有携带工具的劳动才是劳动。这一看似不重要的添加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变革。
首先，它第一次解释了人不得不用双腿直立行走，不再四肢爬行的真正原因。猿类之所以没有形成携带工具的习惯，确实也有很不方便的缘故，它们的前肢既要用来奔跑，又要用来爬树，不可能再拿工具。如何取舍？而人类改用直立行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习惯的形成就是创造力的最初体现，它不但有利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甚至最终改变了人类的整个身体形态。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以前有过各种猜测，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气候的变化导致森林的减少，类人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平地上生活；在平原上无树可爬，为了要预先及时发现远方来的天敌，就必须直立起来，升高自己的视野。我早已指出过这种假说的不靠谱。
原始人类从树上下来，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正如在树上主要靠树叶和果实维生，在草原上则靠地下块茎和地面浆果草籽以及昆虫和小动物为生，这些都必须埋头工作才能获得。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对远方的猛兽早期发现和预警，完全不必个个都直立起来，只须派一两个成员站在高处警戒就行了，如同猫鼬或很多食草动物那样。还有人认为在平原上，直立行走比四肢行走更节能，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服人的。小孩子学走路，要克服诸多困难，常常要摔跤，哪里有四肢爬行轻松。
更何况，古人类学家在东非发现的“露西”这样的早期人类始祖的骸骨，以及距今五百多万年前的卡达巴始祖地猿（被大部分科学家划为人族）的化石，在当时并非生活在一坦平阳的草原，而是生活在茂密的树林里，但都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而像狒狒这样适应了平地生活的灵长类动物，以及主要生活在地面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反而至今还丝毫没有要直立行走的意思。因为直立行走并不“节能”，尤其是要从四肢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时，身体还不适应，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是增加能耗的，不能拿今天的田径选手的体能标准来作比较。
可见，原始人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腾出双手来携带工具，才会努力坚持直立行走，最终导致了手脚分工。手的形态变成了大拇指对掌，便于掌握工具，脚则五趾并拢，便于奔跑。这听起来仿佛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但要知道，这种被迫是自己逼迫自己，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最开始可能是一种灵感闪现，但尝到好处之后，就成了一种自觉保持的习惯和一种远见。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力，而不只是一闪而过的偶然念头。我们今天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也不能只顾让他们胡思乱想，“脑筋急转弯”，而是要让他们的偶然的灵感具有前瞻性，考虑可行性。而原始人类携带工具的前瞻性就在于要为今后多次使用随时做好准备，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科技信息，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有科学家发现，大脑中的“时间细胞”对复杂学习至关重要，时间感是我们理解、回忆和与世界互动的基础，生活中的各种任务都需要我们记住并感知事情需要多长时间—这是一种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计算，不断在我们的思想表面下运行。而在我看来，原始人携带工具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对“时间感”的培养，这一行为不过就是把劳动中已经掌握在手的工具在时间中有意识地保持下去而已，但这是人的偶发的灵感能够凝聚为创造力的基础，这些灵感从被动地接受变为了主动地促成。
而这就带来了这一行为的第二个特点。只有对于随身携带的工具，人才会有兴趣也才有大量的时间去不断地加工、改进它，这就不但使工具日益精密地适应于人的需要，而且使人运用工具的手指和手法变得越来越灵巧（熟能生巧）。这反过来也使人拥有了对于自己的行为更加随心所欲的创新所必要的手段，同时也造就了人类的“历史感”。人不满足于“过时”了的工具，而要努力尝试创造新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技巧（尽管也有保守的倾向，如庄子的“抱瓮出灌”的寓言）。人类整个历史都可以看作对工具的改进和创新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直到今天的电子时代、信息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具有加速的趋势。
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心理上的改变。随身携带的工具在“得心应手”的使用中被人看作了自己“肢体的延长”，因而会十分爱惜它，与之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甚至视为另一个自己，连死后都要埋在一起。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变，即把一个自然物当作了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当作了另一个自己，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物不但成了专注的认识对象，也成了意志的目的和情感的寄托，大自然则成了“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即把自然界当作了具有人性的对象。
既然人对这样一件非人的自然物也能够当作人性的对象来对待，那么对于其他与自己同一族类的同伴来说也就更不存在认同的障碍了。在人类族群中，个人决不只是把他人当作仅仅是自己可利用的“工具”，而是通过共同劳动，每个人都更加促进了对其他人的认同，形成了“我们”的概念，由此而获得了把他人看作自己并把自己看作他人的能力，即将心比心的能力，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①借此，人在劳动和生活中互相帮助、关心和合作，从而形成了人的社会心理，使之成为了联系整个人类族群的意识形态纽带。个人的任何创造性都会对他人有启发，都成了整个族群共同的创造性。
由此推广开来，人不但把他人看作“另一个我”，也能把整个自然界看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大自然不但是随处可以利用的工具，也是随处可以得到帮助的朋友。人因此学会了用火，学会了看天象来定季节，整个自然界都成了“人的”自然界。这就生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这一更加广阔的视野中，人的创造力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产生出了巫术和神话，也产生出了最早的艺术创作。原始人类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来加工和装饰自己的身体、工具和一切用品，并向他人显示，与他人共鸣和共享。所以，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情感借助于对象化而互相传达”，工具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最早的艺术品。
所以原始艺术除了实用的考虑之外，还有审美的考虑。康拉德·朗格把艺术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欺”，是很有见地的。一切艺术都是虚拟式，有的小说或电影一开始就宣布：此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明知虚构，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无论艺术看起来多么无用，它却是联络和统一部落感情的纽带。所谓“自欺”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能力，即能够把一个明明不是A的东西“当作”A来看：把工具当作延长的手，把他人当作自己并把自己当作他人，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神灵的感应。这一切“当作”，都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当然，它们同时也是人的学习能力的根源，因为学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即增加自己本来不具备的能力。比如学习外语，这就离不开有意识的自欺。你必须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像一个外国人那样说话。只有当你的自欺达到这样的水平，能够“以假乱真”，连你自己都误以为外语就是你的母语时，你的外语就算得上完满了。

当然，学习外语根本说来只是一种模仿能力，但要说得好，用得活，就需要对语言本身的体会能力，这就还要求对语词具备创造性使用的能力，而不只是像鹦鹉和八哥那样单纯的模仿背诵。意大利的维柯说，语言起源于诗。任何一种语言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力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隐喻和诗性之上的。这就是语言本身的发生学原理，它是在携带工具时形成起来的。一切有关人类创造力的问题都归结到广义的语言问题。
因为，原始人类随身携带工具这一行为不但具有实用的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性交往的意义，因而具有语言表达的意义。恩格斯说，劳动，再加上语言，导致了人脑开始和猿脑区别开来；但他没有说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我的解释是，人的劳动由于携带工具而一开始就具有“语言性”，它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最早的语言，即“身体语言”。在其中，我把我的身体动作、姿态当作具有另外一种潜在的意义，它们由此而成了语言符号。
古人类学家说，原始人类在六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都是通过手势语言、动作语言、表情语言和简单的不分音节的呼喊来交流思想、意图和感情的，类似哑语；直到十万年前，人类的喉部结构才进化到了能够通过音节的“分环勾连”（articulation）来完成单词和句子的组合，才能够用口头言语来说话和交往。如果把语言仅仅限定在口头言语，不把身体语言算做语言，那么人类几百万年都是处于没有语言的状态中，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口头言语，最初仍然要配合以大量的手势和表情，直到今天，越是感性的人，或是讨论感性的话题，也就越是少不了手势和表情。只有个别哲学教师上哲学课时才可以免除多余的动作手势而驾驭纯粹的学术语言（比如黑格尔）。
而在早期人类那里，人们更多地是通过挥舞和敲击手头的工具（这是最早的舞蹈和音乐的源头），以及给孩子们做动作示范传递经验，来达到精神上的沟通。其实，正是由于原始人类在劳动之余的携带工具的行为，反过来导致了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这件事本身具有了超出劳动的功利性之外的意义，也就是具有了“身体语言”的意义。我们通常说“言传身教”，在集体劳动如划船、打夯、抬木头等等工作中，“身教”就是身体语言，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就是最早的诗。
不过，诗歌已经属于口头语言，在此之前是声乐，即声带振动造成的音乐，属于身体语言。正如口头语言来自身体语言，诗歌也来自声乐，语言的发生学体现为诗歌的发生学。最早的诗都是唱出来或伴着乐器吟出来的（所以叫做“诗歌”）。至于究竟是诗在先还是歌在先，学界有不同观点。早先的共识是诗在先，如康德认为，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类比来划分艺术，即按照说话时的词语、表情和声音而分为诗艺、造型艺术和音乐。
我国古代《毛诗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的排序是语言—诗—歌—舞。但现代人类学家通过对原始部落的实地调查发现，音乐舞蹈这类身体语言要比口头的诗歌早得多。学者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从声乐中派生出了诗和口头语言。
我们从目前还在流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曲中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胡松华唱的《赞歌》、郭颂唱的《乌苏里船歌》等等，前面都有大段的拟声词的过门，当然只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最初的民谣或山歌很可能就是没有词、只有调的。台湾原住民歌手、作曲家胡德夫在一期访谈节目中回忆，当年他与一位很好的朋友因为误会闹翻了，有十来年没有讲话，后来误会解除了，他到朋友家门前唱了一首无词的歌，只有“啊呜咿呀”的拟声，朋友在门后面听到了，回了一首也是无词的歌，于是开门相见，两人重归于好。
湖南著名作曲家谭盾好像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尝试创作过一些不但无词、而且无调的歌曲，由专业歌手演唱，但也许是技术太难掌握，没有流行开来。但偶尔听到，也感觉原始意味十足，甚至惊心动魄。实际上，哪怕人类还没有产生口头言语，但已经有了广泛的人际交流，整个族群每个个体的想法，包括偶尔的灵机一动，都有可能以各种形态（有声的或无声的）汇入这种语言而得到传播和保存，并在其中互相启发和发酵。偶然的灵感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也有，而在人类这里就上升为人特有的富有成果和连续性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或者说自从人类由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产生以来，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就不像其他动物的求生那样，仅仅是单纯的谋生活动，而是同时具有“语言性”的活动。而凡是语言性的活动，不论是身体语言、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包含有一个创造性的本质结构，这就是把一个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的“符号”“代表”“替补”或“代现”，即隐喻结构；用我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自否定”的结构。
真正的创造性就是自否定。当人类最初决心否定自己以往的形态，不再四肢爬行，而是双足直立行走，宁可忍受着一开始对这种行为的不习惯和别扭，以便在长途跋涉中把自己制造的工具如石斧、石锤或标枪带在身上，这时，他就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创造，不但创造了人的外部形态，而且创造了人的大脑结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的这种“故意”使自己感到别扭的行为方式就具有语言性，因为这种方式表达了暂时看不出来、只有在时间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共同劳动的同伴中是可以得到认同和传播的，因而它同时又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旦定格，一个手持工具而直立行走的形象就是大写的“人”的形象，它成了人的“符号”。
这个形象在面对猛兽和天敌时是足具威慑力的，而在异性面前是充满性的吸引力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早期人类的世代更迭中之所以延续下来，不是靠基因突变，也不是靠遗传的本能和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而是靠教育和语言的传递，靠一代又一代人对自身创造力的不断互相激发、又不断定格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如小孩子学走路、学说话）。只要这个语言的、教育的或文化的链条一中断，人立马就成了和其他动物一样的可怜的存在，如“狼孩”的例子所证明的。归根结底，人是自己有意使自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他把自己“创造”成了这样。所以在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是自由的动物，而人的语言则不单是“存在之家”，而且是“自由之家”。
所以，语言本身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之所以“语言说人”（海德格尔），还是因为最初是“人说语言”。《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人和万物，但他并不给万物命名，而是让人自己来给万物命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对事物的命名千差万别，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同一语言中还是有规律可寻的，这就是类比和隐喻的原则，相当于中国人的“能近取譬”的原则。
孔子讲“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为：“譬者，喻也；以己为喻，故曰近。”①这主要是讲人与人的相通，将心比心。西方人则主要关注事物的同类相比。但两者都是打比方，一个是人心的比方，移情或拟人；一个是事物的比方，种属归类。而这两者又免不了互相渗透，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前面讲，语言的自否定结构就是创造性结构，这就是隐喻结构或诗性结构，就是打破语词的孤立性而与另一个不同的语词结成“代现”的关系。对自然界的“移情”或“拟人”也是这个结构（如山“口”、风“吹”、草木“呻吟”等）。
至于哪个词语和哪个语词结对，这就显出言说者个体的创造性成色了。有的是不适合的，这就无法被认同和传达；有的是恰到好处的，这就被广泛承认和流传；有的是精彩绝伦，则传为经典。但也有的是老生常谈、陈旧过时了的。每个比喻都有其生命周期，说话的人则个个都是诗人，总想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再次强调，这里的语言不只是口头或书面语言，而且包括身体语言。
这就不只是讲“言”，而且也包括“行”。中国人历来把言和行分开，或者对立起来，如孔子讲“听其言，观其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其实“行”也是一种无声之“言”。这样来看，《左传》中所谓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其实都是广义的“立言”。因为立德和立功之所以“不朽”，并不在于它们留下的事功，而在于它们传给后世的“意义”。事功终归要消失，如《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但“一匡天下”的齐国早已消失了，“受其赐”的人民也不在了，这件事的意义却传了下来，这意义比事功更长久，它将永远保存在所立之“言”中。
同时，“立言”还不仅仅包括道德和实用的行为，而且一切艺术创作，舞蹈、音乐、美术、建筑、书法、诗歌、戏剧和文学等等，都是在创造一种语言，都是在用一种符号（动作、声音、形象或文本）在向他人表达或暗示一种意义，在激活一种未曾想到过或者遗忘了的生存体验，由此产生某种情感共鸣。至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是一般讲的“立言”的重要课题，老子和孔孟的为人之道和治天下之理，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宇宙观，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的社会契约论，都属于此列。
所以，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①总之，凡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自由行为，都不是个别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社会性的、语言性的行为。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逻各斯（语言）的动物。”
当然，正如人的一切本质力量都会产生异化一样，创造力也会异化。一种情况是创造力的权威化。在特定条件下，一个人的创造力越是强大，就越是有可能压制其他人的创造力，他的话就是天经地义的权威和教条，不允许反驳，这就窒息了自由的言说，最终导致他自己的创造力也沦为自我毁灭。在语言学上，这就叫做隐喻的“词化”，使“活的隐喻”变死（利科）。这时就需要创造力的一种自我升级，不是无可奈何地走向熄灭，而是以自否定的精神寻求更高的创新，以隐喻来建立隐喻。这时，语言的逻各斯就返回到它在起源中的本质结构，让词化了的隐喻通过质疑和对话而重新被激活。
另一种异化就是创造力的工具化。富有创造性的产品通常都是具有显著的实用效果的产品，容易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流行；而这一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意义流失的过程，无论多么天才的创造，在应用时真正起作用的也都是那些可以被量化和数据化的成分，其中的那些可触发奇思异想的闪光之处反倒被现实的成功所遮蔽了，发明者在进行创造性突破时所经历的一番精神的搏斗和胜利的激情，以及完满的美感，都被成功的满足感所取代。现代科学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上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更是容易为思想上的懒汉找到理所当然的避难所，很大一部分人都比互联网发明以前更愚蠢了。
人工智能在当前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中的强势话语恰好表明，人们已经视创造力为自己的一大精神负担，最理想的情况是把一切难题都交给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去解决，然后大家就可以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成天享乐了。大家甚至会觉得这种想法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因为人工智能毕竟是人类自己研发、创造出来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有什么问题吗？但也有人担忧人类反过来就此被自己创造的精灵所掌握、所控制、所奴役，滋生出依赖性，反而失去了创造力，成为自动的机器。
的确，最后的结果想想都可怕。设想如果一切都由精确计量的人工智能所取代，那就连法院都可以撤销，只要将各种案件资料统一输入计算机，就不用担心有任何冤假错案和不公平了。又如，每年大肆张扬的文学奖也不用评了，交给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程序员在电脑中排个序就行了。大学的各级管理部门在考试、课堂讲授、评分、招聘、职称评定等等复杂事务方面也将大大简化，全部在“线上”进行，只须留用不到10%的电脑操作人员就行了。节余下来的海量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想再失业的话，只有一条路：全部去当计算机操作员！
其实，我们早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迈步了。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却不是“创新大国”，通常情况是，我们利用国外的专利技术和高端芯片制造出大量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再返销给这些发明新技术的国家，这就叫“双赢”。早在陈景润的时代，我就纳闷：为什么推进一个“哥德巴赫猜想”的尚未完成的步骤就能引起全国如此巨大的轰动，我们却从来不能提出一个什么“陈景润猜想”去让全世界的数学家绞尽脑汁？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老是单方面被别人在技术上“卡脖子”，却不能也去“卡一卡”别人的“脖子”？我们现在成天宣扬“工匠精神”，难道中国人就只配充当“工匠”，按现成的图纸去成批制造？中国人的创造力到哪里去了？

在中国，创造力的工具化从小学中学就开始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一件事：刷题。每道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谁要想突发奇想，肯定是0分。然后就是抱怨中国的学生不善于“脑筋急转弯”，不会抓住“弯道超车”的“机遇”。据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出国留学生学成后80%不愿意回国，恐怕不是因为他们都不爱国，而是国内没有提供有利于他们研究创新的条件。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学术上开放的氛围、或平等对话的平台。学术制度被搞成了官僚等级。

伽达默尔说，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哪怕是独白，也是自己和自己对话，也就是让自己向他人敞开，特别是面对批评的敞开。这样一来一往，既是为他人的创造力留下空间，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创造力开拓空间。创造本身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公共的、历史性的，只有足够开放的社会风气，才是创造力自由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就是开放式的，没有预先定好的标准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暂时的，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答案，他们注重的是过程，即创新的过程。因为哪怕结论没有定论，但问答的水平却在提升，问题本身也日渐深化了。当然，对最终的答案他们也保留有一个许诺，这就是神的智慧，但人不可能是神，因而也不可能是“智者”，只是“爱智者”，这就是“哲学”的意思。
人工智能是“非哲学”的，它在计算能力上远超人类，但它没有“爱”。它可以模仿“爱”，但那是假的，量化了的，因而不能在质上有真正的自我超越。它也可以有模拟的“对话”，但那也是“算好了的”，不是开放式的对话。所以它也不是真正艺术性的。据说有AI写出了仿古的格律诗，让行家看，都说写得好，有意境，而且平仄对仗工整。我倒是觉得，这说明要么中国古诗词恐怕已走到了尽头，就像今天没有艺术家再按照古希腊雕刻的章法去创作一尊雕像一样，今人做古体诗词做得再好，也不可能出现李白杜甫级别的大诗人了；要么，说明评论者的眼光还有待提升，还不是真正艺术的眼光，而是文物鉴定的眼光。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在AI写作机器上得到了印证。AI不仅读唐诗，而且读一切留存下来的诗，当然就能“吟诗”了，但那谈不上有多少创造性。
当然，如果把人工智能只是当作人的创造性的辅助工具，那它这方面还是威力巨大的。我们今天做学问、查资料，不必像过去那样做一箱一箱的卡片，电脑上鼠标一点，信息全都出来了，就可以为创造性的工作节余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必须掌握人工智能，而决不能让人工智能掌握了我们。但也只有不满足于僵死的知识而努力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自由思想者都是一个运用语言的艺术家，只有艺术性的创造才是真正的创造，审美眼光是一切科学眼光和道德眼光之根。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建立在美学标准上，康德则说美是德性的象征。人的创造力归根结底就体现在语言的艺术性或诗性上，这就是自古以来人性的本质。

提问：

1.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如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中心主义？
答：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这一点阐述得很透彻了，就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①恩格斯也讲过，人的思维是宇宙发展的最高花朵。如果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那么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破坏自然，是不可忍受的；但如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自然主义，那种离开人来考虑的自然是尚未“完成”的，完成了的自然则是生成为人了的自然，这时人就是自然，人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伤害了自然就是伤害人本身。这种提升了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毛病。至于工具中心，我讲的工具不仅仅是实用性的，而且是艺术性的，具有语言的功能。黑格尔讲工具比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所谓高贵就是说，它带有精神性，不仅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我们今天还用工具来划分人类的历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直到电子信息时代，它代表人类整个文明程度。这样一种工具中心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
2.我们今天讲动物的权利，它与人的权利有什么关系？
答：我理解，动物权利就是人的权利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们人要让一部分权利给动物，而是说，正因为要保护人的权利，所以人要保护动物的权利，因为人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动物的世界上。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不是说要因此损害人，而恰好是为了人的长远利益。
3.工具只是手段，它还有目的，这个目的处在什么位置？是否只有人才有目的？如果只强调工具，目的置于何地？
答：在自然界，凡有机体皆有目的，这就是每一代有机体都必然复制上一代的结构形态并将其传给下一代。但这个有机体不会为此目的去制造特定的工具或手段，只能随机地遇到适合的环境就完成自己的目的，遇不到就要么休眠，等将来的机会，要么终结生命。人的目的则除了这层有机关系外，还与工具的人为制造、使用和携带不可分割，它日益摆脱偶然性的支配并具有了精神的超越性。所以同为生命的合目的性，人的目的和其他生物的目的有层次上的不同，它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为其本质特征。
4.为何只有人才能携带工具？
答：这就是人的创造性之所在了。创造性总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当然也不是毫无先兆。比如黑猩猩在使用工具时也有短暂的携带工具行为，用同一根草棍从一个白蚁窝转移到另一个，或是砸完一棵树下的坚果后又把合用的石头搬到旁边另一棵树下继续砸。但就是没有谁想到要把一件工具随身带着，也许是用不着，到处都有。但随着工具制造的比较复杂、麻烦或材料比较难找，如称手的棍棒或石器，携带在身就有必要了。但第一个想到这么做的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
5.是否在语言和时间底下有更底层的基础？
答：当然，那就是携带工具这一动作，它既是一种示范和象征，又是对未来的场合的示意，因而它既具有语言性，又具有时间性；它的前瞻性使它的效果不必当下在场，却能够在后来不断涌现，所以它不是什么静止的基础，而是原发性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