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中国语境的现实感

陶东风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对我发表于该周刊2月1号上的评论文章做出了《在语境中理解概念的含义》的回应。这种对话是我一直都在企求而往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感到由衷地高兴。陶先生的标题似乎是提醒我注意到他书中的上下文语境。为了将问题进一步澄清，我想对这个问题再作一点探讨。

其实，我对陶先生的批评正是针对陶先生《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上下文语境的不统一而发的。这种不统一在于，陶先生在用西方政治学和哲学的语汇来描述和概括中国当代现实的情况时，未能充分注意到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对这些词汇所带来的扭曲。当然，陶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例如我在文中提到并高度赞赏他对中西两种“保守主义”的区分：西方人可以保守自由主义传统，中国人却只有专制主义传统可以“保守”。但在具体论述中，他却将这两种不同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做了横向的移位，如认为顾准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与中国式的保守主义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保守主义。然而，当顾准运用西方自由主义的保守语汇于中闰语境中来分析中国当时的现实时，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进步”的倾向、不是中国语境意义下的“激进”倾向又是什么呢？

在同一个中国语境下，是用“两种不同的（或相反的）保守主义”来区分顾准和其他保守主义好呢，还是用“激进（或进步）”与“保守”来区分好？他与其他保守主义“完全相反”在哪里？不正在于他实质上是要推动中国走出传统，即在于他的“激进”性质吗？谈中国的事情就应当有中国语境，中国的激进主义”当然有“进步”的意思（所以顾准是“激进”的，“文革”却不是，而是“保守”和“倒退”的），但西方的radicalism却没有这层意思，用“激进主义”这一翻译不准的名词来概括法国革命、“五四”和“文革”，不造成混乱才怪。“进步”的含义的确不是陶先生“赋予”激进主义这个词的（我也没有这样说），而是中国语境中的既成事实；陶先生无视这一事实，认为我不应该把“文革”称为（中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等于专制，因为中国只有专制主义传统），而应该把这种专制称为（西方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因为“文革”的“理想”是“与过去没有任何联系”的（但又“不否定其中有传统专制主义的成分”）。很清楚的事情被他打成了一个死结。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理性”用来译西方的reason本来就是音译（沿用自日译），古汉语中没有理性一词，只有“理”和“性理”。但不可否认也有意译的成分，这就给国人用宋明理学那一套来曲解西方的“理性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使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都“儒家化”了。顾准的误会正出于此，以为中国的毛病就出在“理性”太多了，因此要向西方的经验主义找出路。其实理性主义也好，经验主义也好，都是中国缺乏的，宋明理学和整个儒家（以及道家）绝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直观类推（“能近取譬”）和直接证悟的。把理学误以为“理性主义”也许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大的误会，而这也就导致了顾准把西方的理性主义也误认为是“理学”式的。我说英美经验派哲学“只是通俗而已”，并不是不要它（在中国是连常识也不被承认的）。“通俗”其实是这些哲学自己的说法，如陶先生提到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就自称为“常识学派”。常识不等于“平庸”，它意味着“健全理智”。但除了常识外，我们也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理性思维，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反思的时代。理性主义绝不是只有哈耶克所说的那两种（“建构论的”和“进化论的”），至少还有批判理性（如康德）和历史理性，它们对理性特别是“知性”的局限性是有深刻认识的；另一方面，“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实即经验主义）同样也有自己的局限，类似于“摸着石头过河”。理性主义有可能导致专制，但也可能使人摆脱专制；经验主义也许不会导致专制，但也不能使人摆脱专制。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们在谈论这些西方来的概念时，总要有中国语境的现实感，不要弄错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