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还是批判？

西方哲学东渐以来的这一百年，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从来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就是一百年来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倾全力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不少人长期留洋，“学贯中西”，但至今未能把西方哲学消化掉，使之成为得到西方人承认的中国本土的哲学。像当年玄奘在印度取得真经，在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举办几十万人的全印度 “无遮大会”，讲经十八日无人敢于应对的盛况，在今天只不过是美好的回忆而已。考虑到现代国际交往和思想学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利万倍的情况，中西哲学在今天的疏离和对立就更加发人深思。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使我们今天在面对西方哲学的 “真经” 时失去了消化能力、甚至失去了耐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对待当年的佛教哲学那样，使一种西方学术变成一种中国本土的、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的中国学术？原因我想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今天的 “西方哲学” 与一千多年前的印度佛学是很不一样的，印度佛学虽然也有西方思想的许多因素，但基本上还是一种东方内陆型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如道家和玄学思维方式有不少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如忘我、尚无）。因此，中国人不必抛弃自己传统中最深刻的基因（姑且称之为 “大乘” 基因）而能接受、消化乃至改造印度佛学为一种中国化的本土思维，最终导致整个世界佛学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大转移。但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则完全不同，它源自古希腊崇有论和自我意识的哲学以及希伯来的宗教超越精神，是一种外向型海洋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历来是一种被压抑和被遗忘的倾向。另一方面，虽然对象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今天中国的西学研究在总体心态上与一千多年前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也许并不缺乏像玄奘那样的天才，但我们缺少一种应对变化了的对象的与时俱进的心态。玄奘当年的历史使命是用一种外来的思想灌溉本土的思想文化基因，而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则是借助于外来思想的刺激促成本土思想文化基因的突变。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西学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反而固守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对外来文化采取敷衍的态度。他们或者以一种 “有容乃大” 的 “大乘” 心态，企图在不改变自身基因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 “精华” 而去其 “糟粕”，或者鉴于西方文化损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干脆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和加以拒斥。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认真地、原原本本地对待西方哲学和文化。

对于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倾向，我想用不着再加以讨论了，这种倾向除了根本不可能之外，还透露出一种本质上的虚伪性。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有谁为了逃避西方文化的侵蚀而自愿远离大城市，到某个边远地区的大学去任教，相反却只看到 “国学家” 们纷纷往最能接触到洋人的学术文化中心里挤，甚至一拨一拨地出国考察。我要说的是另外一种倾向，即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 “大乘” 心态。这种心态听起来令人十分舒坦，也很符合常识，就是主张我们对任何陌生的东西都要看它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有哪些好处，都要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果实就要去皮吃肉，是药石就要留以备用，即使是毒草，也可以沤烂了肥田。这不是面面俱到、没有片面性了么？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肤浅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盲区，就是：这里的 “我们” 以及以 “我们” 为标准来加以取舍的 “好处” 是既定的、不变的，是几千年延续下来未经反思的。我们以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它就固存于我们心里，可以用来区分好坏、“精华” 和 “糟粕”，其实这个标准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事实上一百年来它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却还以为这个标准是从来如此的，更没有去探讨一下它是如何变化的，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规律。例如毛泽东 1937 年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当时的标准是：“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今天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与自私自利完全不是一回事，自由已经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从 “糟粕” 变成了 “精华”，于是有人论证中国传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恰好是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反对自由主义” 的精神一下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当然，这种论证给人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我们的标准从来都没有变，从孔夫子一直延续至今。但为什么从前反对的东西今天成了要拥护的了呢？难道纯粹是言词的转换吗？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把个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等同于自私自利（“人欲”），甚至等同于损人利己？为什么现在我们把自由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即使是一种策略，又有哪些不得已处？为什么最守旧的人现在也害怕人家说自己 “扼杀自由”？这些问题只要细想一下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用来判定 “精华” 与 “糟粕” 的标准已经变了，而把这种变化强说成在孔夫子那里 “古已有之”，不过是守旧派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术。

所以，在当今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中，单纯以这种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动机去面对西方文化，是缺乏反思的表现。这种动机看起来十分博大，十分包容，也十分诱人，它给学者个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了不起的感觉，甚至一种 “成圣” 的感觉，因此在中国现当代哲学中一直非常流行，但实际上极其不利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精神的确切理解和深入把握，因此也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平的真正提高。我们看到不少确实很优秀的思想家，有些是留洋回国的学问家，动不动就搞出一个包容古今中外的思想体系，号称 “学贯中西”，当然其立足点又还是本土哲学，如 “新儒学”、“新道学”、“新理学”、“新心学”、“新佛学”、“新易学” 等等，表面上凌驾于古今中西之上，暗地里希望以此与西方哲学相抗衡。但这些努力似乎至今还是在国内和海外华人圈子里有些影响，西方主流学术界并不买账，况且 “圣人” 太多了，也就不值什么了。陈康先生曾讥讽这种 “大乘心态” 道：“自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忍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大成的玄学体系。”（转引自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第 544 页）如果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人士的著作，将会发现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是引用西方某个或某派哲学家的观点，然后说他说得有些有道理，但也有些不对，接着就回到中国传统中找到某一基点，说这就可以克服人家的缺陷。这些文章语出独断，文以煽情，少有理论上的交锋，就连这些人士之间也不大相互辩难，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自言自语。后来的年轻人便又仿效他们，引用更新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等等），找到更偏僻的传统文化基点，提出更 “独创” 的大杂烩体系，真个是人筑一居，安身立命，你不理睬不要紧，你不懂他更高兴，当不成 “圣人”，当 “怪杰” 也行。等而下之者则是标新立异，故弄玄虚，迭暴冷门，媒体炒作。于是我们有了无数的 “哲学家”，却没有一种真正使我们的哲学思维水平有本质提高的哲学，也没有一种由相互切磋而相互推进的现代哲学史。事与愿违的是，我们从融合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这一伟大动机出发，到头来只留下一大堆各自为政的思维碎片和思想跳蚤，在紧跟西方最新思潮的忙碌中像猴子掰包谷一样一无所获。

时至今日，我们确实应该反省一下，从 “融合” 的基本立场出发来治西方哲学，来作中西哲学的比较，究竟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结果？在我看来，这种意向代表了一种中国学术的劣根性，即霸权话语和独白传统。中国古人的学术目的听起来就怪吓人的，叫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不能替天行道，也要替天传道。这种目标在西方是由宗教和上帝来承担的，在中国却由学者和 “圣人” 来担负。所以中国人做学问，不是看着人家的学问好就去向他学，把人家的东西拿来自己加工和发展成更好的东西，而是看见有超出我自己已有学问的东西就不舒服，就要把自己的学问扩张开来去包容人家的学问，包容不了的就作为 “糟粕” 弃之如敝屣。总之，最后搞成的学问是不容置疑的，是居高临下的终极学问，它希望世人对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不希望人家与之辩论和对话，否则就要发脾气。所以国人识趣者最好不要对这样的体系说三道四，你不惹他，他也不会来惹你，大家相安无事，各搞各的。中国学者为之打得不可开交的往往不是学术上的事，而是政治上的事，是话语权的争夺，是道德上的互贬，并且总是演化为宗派斗争。我有好几次在给大学生讲演时，到后一部分提问阶段正处于对话深入而激烈的精彩处，就被主持人以时间关系为由终止了，其实时间还很早。事后主持人对我表示歉意，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提问，那意思是让我下不来台他有责任似的。

所以，别看中国学者现在到处讲 “中西汇通”，讲 “文化融合”，还专门办了一个 “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通” 的辑刊，听说已出到了第 6 辑，但其实我们还很缺乏对话和融通的精神。我们很多人写文章就只找西方学者较劲，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根本不屑一顾，或完全不了解，既没有引证，也不批评。对身边的人都不能沟通，谈何中西。我甚至觉得今天讲中西融通成了中国学者的一个策略，一面抢占话语至高点的旗帜：你不是说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吗？我从西方哲学来讲，比你更高一筹；你不是说西方哲学很厉害吗？西方人不懂中国，我懂；所有的好东西都在我这里了，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由此看来，把中西哲学的融通当作中西哲学比较的出发点，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至少作为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大。当然，我决不是反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和融通，我只是反对把这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的动机。我认为，当今时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更重要的动机应当是批判。

融通和批判并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是，融通主要强调在中西哲学之间 “求同” 的一面，批判则强调在中西哲学之间 “辨异”，这显然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如果不是咬文嚼字而是着眼于事情的实质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 “融合” 在中国学者嘴里说出来主要意味着：立足于本土文化去把西方文化 “合” 进来（而不是把中国文化 “合” 到西方文化中去）；而 “批判” 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揭露和批评（而不是用中国文化去批判西方文化）。括号里的那层意思主要是海外华人学者（如杜维明先生）所做的工作，我们的语境则是中国学术界。那么，我们所说的 “融合” 与 “批判” 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呢？我以为，相对而言，融合应当只是一种手段，批判才是目的。（当然，融合也好，批判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促进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以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所以我这里说的月的与手段只是 “相对而言”。）没有融合，我们就不可能接受和理解西方文化，也就没有一种参照系来批判和反思中国文化。例如翻译就是一种融合、融通，把西方思想变成汉语，解释和诠注也是如此，让西方哲学 “说汉语”，就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把西方文化 “合” 进来。现在许多讲中西哲学融通的人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不是凭文本翻译而是凭道听途说就要去 “融合” 人家，所发议论空虚无据。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去搞翻译，而是说至少你得懂一门外语，读过西方人写的书，体会到西方人的行文方式和思维方式。当然最好是对西方思想的整个传统有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抓住一个人就做文章，以偏概全。这样你才能有资格说中西思想的比较和融通。但融通不是为了把西方思想纳入到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中加以歪曲，进行削足适履的 “改造”，而是为了通达西方思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精义。根据现代解释学，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有这个目标是不同的，“六经注我” 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 “我注六经” 的道路上的一些路标。这就要求对待文本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求有耐心，听人家把话说完，把人家的书逐字逐句读懂，而不要急于一下子就说人家的某某学说就类似于我们古人的某某观点，以至于说我们古人比他们说得更早，更精彩。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去通达西方思想的精义呢？这里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现实和时代的前提，一个是学理上的前提。就时代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与西方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交往将越来越频繁。这一进程启动于一百多年前，而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吃了不懂西方文化的亏。五四的有识之士首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深刻性，他们把学习和了解西方提到了爱国和民族主义的高度，并认为只有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克服自己的弱点，达到自强自立的目的。他们的爱国主义远不像我们今天某些自我标榜的 “爱国主义者” 们那样讳疾忌医，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胡适、鲁迅等）无意中成就了西方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 人格形象，即以 “批判” 为自己的毕生使命的知识分子形象。所以，通达西方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当代中国人树立一个参照系，以暴露和批判我们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病症。其次，就学理上来说，正如任何一个人的自我认识都需要设定一个 “他我” 的存在一样，一个追求自我意识的民族也不会放弃用异民族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机会。西方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往往把自己异化为一个上帝的眼光，或一个超越于自己之上的 “先验自我”（如康德），来与自己拉开距离并照出自己的本质，这已经先天地设定了一切人都是相互映照的镜子。西方文化传统由此而对外部世界和异民族文化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这正表明西方文化自我意识的成熟。

在这两个前提中，相比较而言我更加看重第二个前提，因为它更带普遍性和哲学层次，而不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权宜之计。在这里，“批判” 不只是一种追求民族自强的手段，而是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 “纯粹理性批判”，即每一个有理性者都应当达到的反思的思维层次。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批判当作自己的天职，并不是要跟当局和世俗社会过不去，而是立足于有理性的人的人性或人的本质之上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是思想者，是人类的良心，而不是某种政治需要的工具。正如自我意识就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一样，真正的思想就在于不断地反思，“对思想的思想”，不断地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人类进行自我批判。思想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批判的生命活动，自否定的活动，它的建设性、积极意义是在超越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是它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但它本身的本质是否定性的，并正因此而是无条件的、自发的、能动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必然会有人提出的问题：批判又是为了什么呢？总不会是 “为批判而批判” 吧？答：批判是理性的本质，它就是超越和自我超越，就此而言可以说，批判就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自我实现，是建立人的理性的必由之路。

这种批判当然也会有它的现实效果。就中西比较而言，通过引入西方参照系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最终会达到中西文化的真正融通与汇合。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只有通过发现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并以此来批判传统文化，才能达到中西文化的汇通融合。因为当你发现中西文化的 “本质差异” 时，你肯定已经理解了西方文化的 “本质” 了，即已经用你的汉语思维把西方文化融合进来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将你所理解到的东西让别人也理解到，使之成为中国人精神素质中的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所以解释学的一个悖论是：当你说不同文化是不可翻译的时，你其实已经给翻译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了，因为你之所以知道两者不可翻译，正说明你已经理解了异质文化，剩下的只是找到合适的语词或表达方式这种技术性问题。所以，即使我们把融通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能不首先和自身文化拉开距离，走批判之路。但这只是就其后果而言的，而不是就文化比较的动机而言的。批判必然达到文化的融通，但这并不是批判者的目的，而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影响。作为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不去追求话语的霸权，无意于建立一个 “学贯中西” 无所不包的体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学理上的辨析，是真理本身的普遍必然结构。西学也好，中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认识普遍的人性而提供的各种不同的素材，重要的不是融合，而是探索，而无止境的探索就体现为批判。

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太少了，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其实严格说来都是些士大夫和文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感不在于追求真理，而在于成圣，即成为道德楷模和 “帝王师”（内圣外王）。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中西比较使中国的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大增了，那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大有成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