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的“精神”
萌萌走了三年了。三年以后,萌萌重返海南,她活在朋友们的话语和交谈中。而在此之前和之后,她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我所认识、所熟悉的同龄朋友中,如果不算远在海外的杨小凯的话,萌萌是第一个离开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说走就走了,一去不回头,再也见不着了,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但我似乎又并没有真正感到她的离去。每当翻开她的书,就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那就是她本人。萌萌一生都在努力把自己的情绪变成声音,变成话语,于是,她也就真的成了声音和话语。萌萌就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声音。我把这种声音称之为“精神”。
萌萌说:
我懂得坠落,懂得用泥土连同自己的羽毛一起把自己覆盖起来。
已经体验的坠喀是一种深刻的幸福感,一种如安魂般的宁静。
但仍然有不能把握根底的惶惑。这惶惑是如命运般终身相随的。(《升腾与坠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38页)
这是情绪。
她又说:
肉体不能翻越死亡、翻越生的极限。
精神呢?
人们说精神是无限的,它作为类意识似乎可以翻越有限的肉体即有限的个体生命。但是,人类不也是宇宙中的一个个体吗?那想翻越人类生命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回答:上帝,神灵。这无非是说,上帝或神灵是生命与死的空寂相交接的边缘概念。任何想向外无限扩展的精神,都会碰在上帝的边缘上,而被挤压回来,回到内心中来,回到你想作这种翻越、超升的心灵中来。
感受它吧,感受这个承受莫名而困惑而寻求的灵魂吧!(同上,第140页)
这是精神。
但我知道,萌萌并不相信上帝。我也不相信。但她相信精神,相信这个在话语中变得永恒的精神。这种信,甚至可以予以实证的证明。我们每天、每一瞬间都在“翻越有限的肉体即有限的个体生命”。我们说人的灵魂不相通——由于有肉体的阻隔,然而,人之所以有灵魂,不正是相互沟通的结果吗?精神恰好就是相互沟通的灵魂,而灵魂,也正是在相互沟通中向内探索的精神。只不过这种沟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点像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的那只乌龟。有时候,当人们着眼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时,会慨叹人与人之无限隔膜。“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不是道理,而是心境。”(同上,第137页)萌萌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心境或情绪的沟通。但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这种心境或情绪变成话语、声音,甚至变成“道理”、Logos。这就叫做“升腾”。
而她在这样做时,又始终是犹豫的。因为情绪一旦变成话语和道理,则很有可能走向“体系”,不再是情绪了,所以她一边升腾,一边留恋着“坠落”。但是如果不变成话语和道理,情绪也留不下来,而会很快被忘记,那就相当于未曾有过。记得当年我曾与她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鼓励她把情绪化为语言和逻辑,上升到自我意识和情感,乃至于“情感的格”或者说“情调”。但她自有她自己的考虑。这种考虑,她也表白在她当时写下的《升腾与坠落》中了:
很少人认真地区别情绪和情感。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却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这个问题。
他专心于用情感构筑他的思想大厦。
我却长时间地和情绪纠缠不休,徘徊于走向表达的途中。
我们关注同一个问题,出发点却是完全相反的,他太确定,我太不确定。(同上,第152页)
尽管没有点名,她这里的”他”就是指的我。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即湖北省“青年美学学会”的时代),我在和易中天一起写《走出美学的迷惘》(初版于1989年4月,即后来的《黄与蓝的交响》),并把我所理解的情感、自我意识和美的定义结构成了一个美学体系(后来我称之为“新实践论美学”)。萌萌书里面的很多话,可以明显看出我的体系中的某些痕迹。例如:
情感不是情绪,虽然它不能和情绪截然分开。
情感比情绪明朗得多,它本质上在主-客体范畴之内。
它具有意识性,是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直接感性的表现;它具有社会化、关系化的倾向,是主体间性的实现方式。它总是处在同情绪的转换之中。
情绪可以通过感觉的中介实现自己的对象化。
但情绪一旦对象化,它就不再是情绪,而是表现为具体的情感了。
它获得了某种确定性,同时也就成为自身的固置。(同上,第153-154页)
显然,萌萌在和我辩论。她同意我对情感和情绪的划分,但至少自己不想把它搞成一个体系。她以一个女人的敏感,在这样一个极其男性化的逻辑体系面前感到虚脱和恐惧。她要拼力为情绪和氛围争得一席之地:
没有情感,情绪就无法衍生和寄托。但情感绝不是情绪,它达不到升腾和坠落的感觉,达不到无时间性的感觉,达不到深层空间的感觉。
情调和氛围,恰恰显示着情感和情绪的外在化的差异。
情调,表明事物所具有的能引起人的各种不同情感的性质。
它是一种突出的单方面的性质,它停留在主体性上,是主体本身所带出来的东西。
氛围,所谓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它具有关系性,是被对象感染着的,因而它是一种从深层透射出来的整体感觉,是一种笼罩着的东西。
有些人沉迷于某种情调,却永远不懂氛围。
情感是一种确定性。
只表达情感的作品往往使之透露着太强的结构化意识,而缺乏边界的消解,缺乏生成性的空白,即那种把不可言说的虚无、不可企及的无限带到可感觉的世界中来的再生地。
情绪才直接关联着作品的生成性空白。(同上,笫154——156页)
真是目光如炬啊!20年后来读这些文字,我感到萌萌一针见血地抓住了我的体系中的软肋,胜过后来一些学者对这个体系的千言万语的批评。当然,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补救之法。我其实也早已感到把一种情绪或氛围归结为一个黑格尔式的逻辑体系的荒谬,但我真实的目的不是要归结,而只是要为更深入地讨论情绪问题搭建一个话语平台。我的工作只不过是美学研讨的第一步。然而,即使如此,我的这种先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在此之上分层推进的方法论设想,仍然充满着男性的技术主义精神。这对于一个如萌萌那样美丽的女性灵魂来说,是残酷的。我突然明白她当年为什么不再跟着我的步伐往前赶了,她意识到了她与我的根本区别,她自发地走上了一条女性哲学之路。而分歧之点,就在于情绪和情感的区别。所以,在相当繁复而细腻地对情绪现象作了描述之后,她在“情绪-感觉-情感”这一三联体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奇怪的联想就这样发生了:正是在情绪和感觉的区别中隐含着女人和男人的区别。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在女人和男人的区别中隐含着情绪和感觉的区别。反正都一样。其实与其说是区别,不如说是一种转换着、渗透着的联系。(同上,第170页)
在我的美学体系中,感觉的确起着一个将情感对象化的中介作用,因为审美的对象化只能是感性的;而一旦涉及“中介”,尽管是感性的中介,也已经有一种技术主义包含在内了。所以“艺术”一词的原始含义就是“技术”(techne),也就是运用中介把某种主观意向实现出来、对象化为一个作品。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对技术的“集置”(Gestell)抱有警惕一样,萌萌也对于“对象化”心怀恐惧,虽然他们都承认这是人类的“命运”。萌萌已经意识到这种恐惧是女性柔弱的表现,为了克服这一点,她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命运;但她仍然柔弱,并尽力为自己、也为人类争取柔弱的权利。因为这不仅仅是柔弱,与之伴随着的还有柔美。所以我们在她这里看到一种升腾与坠落的挣扎,一种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的拼搏:
连带着情感、感觉、情绪的升腾和坠落,永远是瞬息的。
每个人都有情感,也都有情绪。但事实是,有的人恐怕一生都沉不下去也升不起来。
情绪是无对象性的。
但有对象,情绪才是可能把握的。
人们说最触动情绪的是死的恐惧。其实最触动情绪的,恰恰是生命的对象——是一个男人面对的女人,或一个女人面对的男人。因为生命对象本身所带来的死的恐惧,亦即爱本身所包含的死的恐惧,是比一切恐惧更切近的恐惧。(同上,第178页)
萌萌的精神,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是将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了,但却是以女性的方式融为一体的。我曾评论萌萌“既能漂亮地谈哲学又能漂亮地做女人”,是女人中的异数,当然这里讲的“哲学”是男性哲学。我现在要补充说,萌萌的哲学不仅仅是男性意义上的哲学,而且是包含并消化了男性哲学在内的女性哲学,即一种真正的“诗化哲学”。
没有情绪就没有诗。但仅有情绪也还没有诗。情绪,只有在感觉的引导下化为一种声音的节奏,使情绪本身成为富、有形式感的、被疏导的激情,诗才由此而诞生。(同上,笫202页)
萌萌是诗人,她是在诗的极限处和哲学相逢的。与她相比,可以见出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不是真正的“诗化哲学”,他只不过是在男性的“思”的哲学中融合了一些女性的“诗”的要素。但就凭这一点,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理解萌萌在心灵深处和海德格尔的共鸣。因为重要的其实只在于,不管从男性的立场还是从女性的立场,我们都可以走向同一个“哲学”。
谨以此文纪念萌萌逝世三周年。
2009年6月15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