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哲学历程——读鲍桑葵《美学史》
鲍桑葵的《美学史》是西方人第一部全面系统考察自己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它给我们提供了在很大程度上言之凿凿的西方美学“信史”。鲍氏精通英、德、意、拉丁和希腊文,可以直接从原文进行引证。他多少带有几分自负地承认,他只在论及大希腊和中世纪美学时“没有能遵循治学者的金科玉律——绝对不引证自己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一本书”(《美学史》中译本,第3页),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即侠在大学间家之中也是少见的。
不过,鲍桑葵这本四十余万言的著作并不只是要汇集西方美学思想的历史资料。作为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鲍氏深受黑格尔美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影响。他的“野心”,似乎是耍弥补黑格尔在其《美学》三大卷中未能详尽讨论西方美学思想源流的缺陷。“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写作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为此,他在书中着重从美学家所处时代的一般审美意识中,特别是由当时艺术活动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倾向中,去阐释美学家们提出的范畴、命题和思想体系的内在涵义;而为了凸现出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倾向,他把探索的眼光深入到那个时代的一般社会心理和精神生活,包括哲学、道德、宗教和工艺等等,以大部分是第一手的具体资料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上的美学思想的理解,其视野之广阔,体验之真切,常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谈到古希腊美学理论的形成,中世纪审美意识的延续,还是近代美学哲学的建立,他都在分析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之前,首先对那个时代世界观的变化、时代精神的一般特征及其在艺术作品上的反映进行大量的铺垫,这就使那些抽象的美学概念生动起来,避免了美学史研究中脱离当时具体环境抽象地看待范畴演变的常见弊端。
鲍桑葵进行美学史研究的目的,还不只是将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纯客观地”陈述出来。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美学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学家,美学史只是他的整个美学思想中的一部分。他的美学史给他关于美的全面定义提供了历史的证据,这个定义在他看来应该而且可以囊括古典美和近代美的理解。他认为,一般人把古典美的基础归于形式主义的模仿论,而把近代美学的特点归于对形式和再现因素的忽视,归于对个人情感表现的强调,即特征,这种区分只有相对的真理;他的任务则是要指明,古典艺术和美在“模仿性”的外表底下,实际上隐藏着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古希腊艺术的模仿一开始就并非简单地复制一个实在事物、而是充当了精神事物的象征,只是希腊的古典美学理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它作为时代审美意识的理论概括才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古希腊人在艺术和审美中抱有与近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观,即重视再现和形式而忽略表现和内容;另一方面,他主张把近代审美原则看作是从古典审美原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断裂带,近代表现论美学倾向内部实际上也包含着新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或隐或显地在古希腊即已奠定了自己的根基。因此,如果说古代美学对于精神表现的内容尚未达到自觉的话,那么近代美学却忽略了自身在形式方面所带有的古典烙印。近代美学将古代和近代、形式和内容、朴素和感伤对立起来,却没有看到近代审美意识在内容上的扩大(它甚至包括了丑在内)同时也是形式的扩大。表现力使美的内容更加丰富了,美获得了个性化的形式。由此他认为,从审美意识的实在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论上、字面上的历史)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进入近代,西方美学思想本质上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自然演变过程,它呈现出决的本质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发展。在这种理解下,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包括历史上一切审美现象的美的定义:“凡是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征的、也就是个性的表现力的东西,同时又经过同样的媒介,服从于一般的、也就是抽象的表现力的东西就是美的。”(第9页)其中,古典美被理解为“抽象的表现力”,近代美则是“个性的”(具体的)表现力,它们都可看作“对感官知觉或想象力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第11页)。
鲍桑葵上述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不是把美看作一个静止不动的抽象概念,而是看作一个处在历史的不断运动发展中的过程。黑格尔曾将古典艺术的美看作美的概念的最高实现,虽然他提出过近代(浪漫型)艺术也有自己的“美的理想”,但却认为比起古典美的理想来这终究要次一等级,艺术和美发展到近代的唯一前途就是走向衰亡。鲍桑葵却指出,近代美正是古典美的具体化,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在研究古希腊美学思想时,他不是把古希腊美学看作有关艺术模仿论的一大堆不同解释方案的堆积,而是着力于从中寻出从模仿论进入到精神表现(象征说)、从形式省悟到内容的原始契机或迹象。他在古罗马时代的美学思想中发现了古代精神的解体和近代精神的朕兆,因为它突出了古希腊美学中固有的象征因素,而摒除了其中自然主义的外壳。但为了培植起近代精神的幼芽,西方人还必须在中世纪进行艰苦的意识形态准备,“为了全面掌握表现,为了不致低估面前的任务——再现人的一切——的艰巨性”,就需要“把灵与肉的对立推到极端”(第172页)。这种灵肉对立的重要方式就是象征主义,借助于它,中世纪为美在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方面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对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是审美意识从中古过渡到近代的一个典型契祝。在但丁那里,灵与肉是对立的。灵魂,尤其是诗人的灵魂在彼岸世界的命运,是诗人的关注中心,精神世界与实在世界、实在世界与其内在含义这双重二元性构成了诗人艺术幻想的主旋律。在莎士比亚这里,灵与肉的对立重新融合了,灵的成份已从彼岸世界降落到人间,不同于古希腊(古典自然主义)的是,这是对内在灵的成份的强烈意识(浪谈自然主义),而不再是不自觉的反映了。
进入近代以后,如何在此岸世界中把灵与肉加以综合,即“怎样才可以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成了美学哲学的总问题。一系封美学家致力于使近代个性化了的美感与古典传统相适应,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审美思辨中反映出近代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发展和相互斗争。直到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近代美学才开始意识到必须确定感性和理性的会合点。鲍桑葵指出,康德解决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纯粹美”和“道德的象征”)的二律背反的方式是遁入主观王国,席勒则在客观意义上阐明了理性和感性的结合。谢林和黑格尔进一步从古代和近代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将人类感性和理性的综合看作一个运动过程。他大力赞扬黑格尔使美的理想具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他利用黑格尔美学口头上褒扬古典艺术、实质上极其看重近代艺术这一矛盾,反对把黑格尔的艺术分类看作一个“递降序列”,却把浪漫型艺术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地位提到一个黑格尔本人亦未明确承认的高度。黑格尔以后,德国兴起的形式主义美学(叔本华、赫巴特和费希纳等人,他把叔本华划入此列,虽然是由于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末,叔本华的反理性主义一面尚未表现出其全部内在潜力),在鲍桑葵看来,只不过是古希腊形式主义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重演,它注定只能成为近代“唯心主义”美学所强调的自我表现(性格和激情)的一个工具、一个成份,而近代难心主义美学的代表(卡里尔,夏斯勒、哈特里)正由于在方法上借用了形式主义美学的“精密”,才使近代“内容美学”具有了严格的(也是繁琐的)体系形式。这些体系对于美的对立面——丑以及美与丑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使美的容量更加扩大、力量更加雄厚了。
鲍桑葵在最后一章回顾了英国近代美学独立发展的历史和环境条件,他在英国美学家罗斯金等人身上看到了近代美学的内容和表现(他常把“表现”理解为形式上的,这与通常理解的“表现主义”不同)的新的综合。罗斯金从艺术创造中“物我同一”的美感体验出发,把近代个性化原则(特征)扩展到自然美上去,使之从一种艺术手法上升为一种美学世界观,鲍桑葵从这种对美感体验的执着和扩张上看到了近代美学的前途和希望。他特别看重罗斯金关于“深刻的想象”(不同于随意幻想,而是充满激情的想象)的观点,认为这是“对美当中的特征的日益增长的认识的顶峰”,因为它实际上将美和本质的表现力、和特征看作同一的,从而表达了鲍桑葵关于美的那个具有最大包容量的定义。
通过对西方美学史从古希腊到上个世纪末发展历程的追溯,鲍桑葵将近代由于人性分裂而导致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矛盾在美学上作了一个调和。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折衷主义的调和并不是十分深刻的。他没有估计到自康德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现代美学中巨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因此他低估了康德、叔本华美学的人本主义内核,而过早地向人们展示了近代美学在科学和技术时代的光辉前景;对西方美学从古代和谐的美发展到今天的扭曲形式,他并不认为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在发展中自身异化的必然产物,而是极力从古希腊美学中所包含的(实际上是较次要的)非理性因素中寻求根据,这就不仅没有看到现代非理性倾向的更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没有把握到古希腊美学的重点,即美和科学、和认识的必然联系(如他把“道德主义”列为古希腊美学的第一原则,并相应地忽略了毕达哥拉斯派在形成古希腊美学传统方面的奠基性意义)。在方法上,他“力求把历史探讨的方向扭转,去研究作为客观现象(虽然也是心理现象)的美的演变,而不单去研究哲学见解的派别关系”,这是他的长处,但同时也就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病,即忽视了对审美范畴本身的逻辑进展的研究,全书给人以庞杂、头绪繁多、甚至有时舍本求末的总体印象。这一切,似乎都应归因于他从英国经验哲学中继承而来的那种过分精细而缺乏逻辑透视力的传统思维方式。然而涉及到经验和感受的具体、敏锐和丰富性,这一传统的优越性方面就充分得到了显示。书中最精采的部分正是那些更有赖于想象力和健全感受力的部分,如论述中世纪审美意识、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对比、近代美学哲学资料以及对歌德和罗斯金美学思想的分析的部分,对近代的“丑”范畴的回顾则几乎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十九世纪“丑学”的全貌。我们不必过分指责他那在当代眼光看来已显得浅薄的乐观主义,相反,他在书末所表示的信心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
“即令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制造的丑包围起来,我们也有了更大的和更锐敏的美感。···心灵今天是更加坚强了,自我是更加丰满了,而我们知道,它是靠运动而生存,而不是靠停滞而生存的。”(第597—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