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情和生存悲剧——评顾城的《英儿》

《书屋》2001年第3期上无尚先生的《谁为死者说话》一文，批评庄周先生在《齐人物论》中粗暴地对已故诗人顾城实行“文字狱”，“搞了一个顾城杀人行凶动机大曝光”，是意气用事、别有用心。文章在表明“争鸣”的看法时，提到了“以求公正”，认为虽然“顾城之死并不足道”，但他“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在诗歌领域是有相当特殊的贡献的”。

然而，无尚先生忽视（忘记？）了世上最起码的、首要的公正，即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对待每个人的生存权利的公正。只有承认人的生命和死亡属于个人、任何人都无权以法律以外的任何借口（如某种感情纠葛、某次脾气爆发、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取消他人的生命，才有可能“搞好法制建设”，做到公正；才不会因为顾城是诗人而认为他的死可以搞特殊化。难道顾城作为有名气“有贡献”的“人上人”，他的杀人就与一般的杀人犯有所不同，而给他的行凶动机大曝光就是“不公正”？自顾城死后，某些论者把他的自杀——所谓“诗人之死”——和外国的某些自杀的艺术家如梵高、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人相提并论，是极其愚昧的混淆，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顾城事件的中国特色：很明显，那些老外的自杀只是自杀，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他们不像顾城式的觉得自杀需要补偿、必须粘连他人、认为自己有权（有格）拉上他人来作垫背，当陪葬。顾城的杀人自杀明明是“与人斗”，即窝里斗。

其实，顾城对诗歌领域所作的贡献，是远不及他搞凶杀的内容重要而深刻的；他真正的“特殊的贡献”是《英儿》一书。这部作品是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留给世界作纪念、准备写完再杀人自杀的纪实性文字；人们只有对它作出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敞开事情、辨明是非而达到公正。

顾城事件已经过去这么些年，而杀人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争扯不清，就因为这原因（“情感矛盾纠葛”）具有普遍性。因为如果对《英儿》、对顾城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则问题关系到中国人生存的根本，关涉着人们的“道德大滑坡”、“人文精神失落”、“一无所有”等等；而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寻根”，其实是（用鲁迅的话来说）“难见真的人”的。

《英儿》于1994年出版，在海内外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短时间内就出现了两种版本，销行量达百万册；显然，人们都被诗人那真挚而赤裸的纯情所感动了。华艺出版社的《英儿》珍藏全本就说到该书的“真切的情爱”、“淋漓尽致”、“童话般的理想和语言”、“文采斐然、极富诗情画意”的“较高的文学价值”。诗人以“献身”的态度不顾一切尽力倾泻的纯情，感染和强化了人们的纯情。

但问题是，人们在读《英儿》时，究竟是以欣赏真切的童话情爱为主，还是也会担心一下那沾血的杀人斧头呢？在这里，明明是为着情爱而行凶，杀人正是为了维护诗情画意，也就是情不自禁、控制不住、为了献身于理想非要杀人不可；那么，即使人们从来看不见“理想”中的自相矛盾，从来就习惯于情感“悖论”，而矛盾如此强烈突出地凸现，是否有可能使人生出某种联想，引得人们睁开眼睛往深处看，对他人对自己看见一回呢？

顾城的纯情是细腻而真挚的，写出了那么多感人的诗篇。在《英儿》中他赤子般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我的心就是女孩子，谁碰了我的心就犯了我。”“他无法摆脱少年时代对女性遥远陌生的崇拜……·认为男子污浊，而女孩是上天无尘的花朵。”“我真像拜神一样的爱她。”这种贾宝玉式的对女孩子的真切情爱，就是顾城自诩的“灵魂”，“我有这个宝贝，别人没有”，“这是我的宝贝呀，能创作生命……”但时代不同了，“现代派”顾城不可能像贾宝玉那般幼稚，他早已用战无不胜的“与人斗”思想武装了头脑，因此他的“认为男子污浊”是虚假而浮夸的，实际上——正如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习惯死亡》表明的“做爱就是爱”——只有性交是真的；只不过比起章永磷，顾城的追求要算是“高层次”：他热衷于占有花朵宝贝般的纯洁女孩。

诗人的天性，使顾城将纯情进行到底。他专心致志地和来到他的岛上的英儿性交，并且自我欣赏沾沾自喜地写下了“初夜”中的“真切情爱”。不管这初夜中英儿是被强暴的（如《文汇报》1994年4月21日麦琪的文章披露），还是两厢情愿的，不管英儿更纯情还是顾城更多情，总之，“我一次又一次地要”，英儿每次都给，而且“那么熟悉地开放着”，“我要的那么多，那么强”，“一年中远远不只五十次”。这就充分证明这纯情已完全没有力量自守，不再是贾宝玉式的意淫或“灵”，而落实到了“肉”，“上天无尘的花朵”直接就是“污浊”泄欲的器具。因此，纯情的“打碎了什么”呀，“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呀，“抽泣着哭了”呀，“我在发抖”呀等等，这种儿童情感，虽然能够感动其他幼稚的少儿和成人，却并不能感动和约束自己。两人“在最反感的时候、最恨的时候（即最百无聊赖的时候）都会要”，可见，纯情和写纯情对于顾城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名分，一块有诗意的招牌。而时至今日，纯情的定义也早已滑坡了，不过是性交的广告而已。

就在“初夜”第一次，顾城透露他在完事后“曾经贼一样负疚地掀起被单看了看”（看出英儿并非处女），这种“贼的负疚”或自我批评，仿佛在交待自己仍有封建意识，而实际上这种特意交待，一方面无非是以逸代劳、向人们表明自己在性爱上是有选择、有高层次的“精神”要求、即自己对性贞洁还是看重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揭发和狠狠打击背叛了纯情的英儿：因为女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她的贞洁，而男人则是无所谓贞洁不贞洁的。

众所周知，在这性文化中，女人越纯洁和自然，则男人就越是动情，越容易将自己融入自然流变之中；女孩越是缺乏“历史”（顾城指出英儿已经“有一个历史”），即越是懵懂无知而洁白，则在性行为中，作为男人情欲核心的玷污和猥亵、蹂躏感就越强，从而由悍然冒犯、践踏羞耻、罪恶施虐、控制权、占有欲和优胜感等等组建的“自我”就越是满足而巩固；而男人的孱弱、阳痿、人格不全或心理残疾就越能得到暂时遮盖和平衡。因此，纯洁女孩作为满足“灵与肉”、生产“天伦之乐”的工具价值是最高的，最宝贵的（所谓“处女宝”）。顾城亲自设计的《英儿》封面，就是女孩的“精神小身体”：省略了头颅的，纯洁光润的乳房、四肢和胴体，这种“肉”就是促使顾城“反社会”而成为“恶魔”，使他情真意切而又任性杀人的决定性内容。“她的轻巧给了我一种放肆的可能，一种男性的力量的炫耀”。但一般说来，这种放肆和炫耀，或暂时的平衡和满足，是只有皇帝和少数显贵才能享受的。“好女孩和好女孩在一起”的女儿国正是纯情皇帝的精神王国，皇上珍惜纯情和女孩的洁净，把周围男人都阉成太监。

皇帝是完全依靠广大群众，由群众拥护，被集体惯纵（“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没有群众就没有他的“自我”。他的女孩和大小老婆们都是他以儿童化纯情对待的玩具。而顾城这位“可汗”，把这种粘连中的纯情当作他的“爱”和“灵魂”，而他能诗情画意地将这种爱倾泻出来，就比某些不会写诗的皇上还过瘾：
“我是在梦想一个女儿世界……我梦想着洁净……除了我心里的一个地方，其他愿望都是不洁的……我爱是因为我渴望，也是因为我恐惧……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会发抖，因为那是我的心……世界把女孩毁坏了。我终身与世为仇就在此，我与我自己为仇就在于此。”

我总是在梦想当皇帝。我的心，我这个地方的洁净，“我知道这是从小最深处的愿望”。除了这，其他都是不洁的。我渴望拥有一个女儿国，因为我有爱。但我明明没机会当上皇帝了，所以我总是恐惧，恐惧别人去碰女孩，搞得女孩不洁净，害得我的心发抖。世界把女孩毁坏了，所以我要反世界反潮流，反生活；我的生活和诗的创造，是“叛逆”的。
这就是现代派先锋、纯情诗人的底蕴。顾城说自己“没过八岁”，的确是童言无忌，他不会装假，说出了真实。他得不到女儿国又不甘于沉沦，只好以“狰狞的渴望、狰狞的努力”企图挽救自己。其实，在他的性冲动-“淫乱的想法”、“酷女孩子、酷姑娘家”的疯狂中，起推动作用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单纯的“肉”或性欲，而是肉体对象的纯洁、“没人碰过”、“别人不能（或不敢）碰”所带给他的皇帝式的独占和优胜体验。权力和统治欲已植根于本能，流转在体内，通过性交发泄。越是“毁坏”越是“有仇”就越是“纯情”，越是“恐惧发抖”就越是渴望“被精美地爱”，而越是“要得多”要下去，就越见其狰狞、疯狂、凶狠、一触即发。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必须停止。”
“那鬼十分清楚。”
确实不能想下去。这个“鬼”，就是由于这世界没有提供“女儿国”归我统治，而且我对妻子（或妻子们）的控制也不牢固了，内心无法平衡，“自我”得不到证实，我只好死死抓住纯情不放，企图要他人和自己同归于尽。像这些写给英儿的表白：“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英儿可以杀我，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是你让我死的”，“你愿意活就活吧，我们是一个人”。这些感人至深的语言的中国特色，就是其内在的凶险：即人我不分，彼此同在，永远以对象自居，而由“你可以杀我”的谦虚转化为“我要杀你”的暴戾是自然而然的，可以随时过渡而不需要任何推论。这里的亲情中有仇恨，乞求就是威胁，哀怨里包含杀机，纯情和蛮痞的共生共建，是明明白白的。

而这里的纯情表白，和首页上的献词“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你们”一样，表面上是针对一两个人，实质上是针对着整个群体；他确实有理由仇视群体，是群体惯坏了他，却没有责任人。而一旦他感觉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女孩要离开而群体不能拯救他，向来标榜独立独行的诗人感到了真正孤独的可怕，他就收起他的纯情童话露出本相，对人们直言不讳了：
“你们活什么呢？”
这是顾城的一句发自内心的“诗”，是他生存意志的结晶。庸碌无为的人们啊，“对于你们来说，死亡是最可怕的”，“你们不知道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精神的小身体”。我对于这小身体的热烈抚玩发出了“精神的光辉”，我自爱这光辉，“我不喜欢别人碰我”。你们或有钱，或有权势，或讲些个道理，或买或抢（“抢我的珠宝”），无可奈何，像羊一样沿着道路走下去”……真的，人们，你们活什么劲呢——既然不能把从小就有的纯情贯彻进行到底？既然连我这个忠贞的童话诗人都打算去死？

确实，文化的核心宝贝，“现在传到我手上了”。在中国，聪明人谁不想得天下、得“宝贝”而为所欲为。这里看到，这位自以为是怪物、疯子的诗人，其实不但不怪不疯，倒正是我们古已有之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热情的集中燃烧的反映。鲁迅曾在《并非闲话（二）》中提到一个“平生只有一个大愿”的人，就是愿中国人都死完，只留下他自己和一个女人，和一个供应食物的；同是炎黄子孙，顾城的心和这人当然相通。无法毁灭世界而准备自杀的诗人，居然以为自己在“背十字架”受难（“新约”），无尚先生的文章也说顾城“完成了自我审判”，这种完全缺乏理性的愚昧心态，是和任性而暴戾的皇上总认为自己“普照天下”、“拯救人民”的心态是一致的。

其实，《齐人物论》为给顾城行凶动机曝光而举的例子“我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只有我”、“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以及“我在想凶恶的计划”等，是深刻的，这种真率浪漫的语言表明顾城是一个“赤子”，而一个任性的孩子却具有成人的力量和心计，一旦情绪发作，自然有“美丽的危险”。

本来，顾城辛辛苦苦来到岛上隐居，为的是塑造反群体反社会的遗世独立的个人形象（1995年的《读书》月刊上，还有文章说顾城是“叛徒”），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成长，终于感到了创作的枯竭和自我的空虚。《英儿》就是明证：一个准备赴死的诗人，只能照搬记忆发泄纯情，把大量拉拉杂杂的乏味生活琐节直接填塞在书中，哪来什么“艺术创造”。写作的枯竭和女孩子要离去，使顾城面对孤独，面临要命的面子问题。也许人们以为，死毕竟要有勇气，但事实上，在众目睽睽下丧失“现代诗人”的面子，被妻子们抛弃，露出现实的俗相，对于一位皇帝式的顽童来说，比在“大权旁落”后失去依靠地独自活下去是更可怕的。谁又会收留这位“八岁的”“可汗”呢？他的顽劣和凶杀都是必然的。“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他意识到他的自杀是出于无奈和无能，纯情驱使他对更弱者（女人）举起了斧头。

实际上，当顾城纯情地和英儿性交后，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按照纯情的客观规律，以贞节为纲的性行为自有其严肃和严重性：由于感情的本质是占有（“征服和被征服”），即权力感，因此，当贞节还没有关涉到感情时，不论我或他人是“泥”还是“水”，我都是不在乎，无关痛痒的。比方我去嫖或淫乱，那只是为解渴、为过把瘾或为某种利益，只是个“肉”的问题，反正我“一无所有”;而一旦事情关系到我的感情（我的“爱人”），这贞节就直接触及我的灵魂，关系着我的生存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对爱人的感情是由“做爱”决定的。性交是“爱”的实质性表达，性交之后纯情就具体定型而稳定了，所谓“生米已煮成熟饭”，犹言“从此你就是我的了”（所以女人方面也往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比一种政权，一旦建立、一旦“爱上”就牢不可破要誓死捍卫，再不能动乱，决不允许他人玷污（侵权）。也好比当官的能上不能下，因为丧权就是降格，绝对丢面子的。麦琪的文章披露，顾城曾明白地告诫英儿说：“爱不爱都没有关系，但绝对不能走”，走了就破坏了感情的权力结构，是无法容忍的。而在顾城如此直接地表示了皇帝态度之后，英儿或许是怕他，或许是“爱”他，或许有其他原因，仍坚持没有走。这位纯情而脆弱的当代林黛玉，“看《红楼梦》随便一翻就哭，伤心得不得了”，但毕竟已经是有“新思想”的现代青年，因此她口口声声要去当“青楼女子”，说“其实当妓女挺好玩的，自由自在没人管着”，在这个世界上“她跟谁同居都是可以的”，表明她深知她和顾城的关系，实际上与“红灯区”没有什么两样。而当顾城和雷米要离开她去柏林，有可能中断这种尴尬关系，“可以使大家有一个活的机会”的时候，她虽然决心离开还是止不住纯情泪。然而，一旦她不再和顾城性交反而跟了别人去，即作为不再洁净的玩具归别人所有，纯情的顾城就活不下去，而她也就有生命危险了。顾城想像着“英儿和老头好”：
“那些夜晚，英儿的身体太恶心了。你觉得比自己的身体受到污辱还要恶心……那熟悉的一切像酸液一样腐蚀着你的内脏……你像是吞了一口温热的毒气到心里，变成毒药，又变成了蛇，那毒蛇升起颈子，日夜醒着……”

这种想像和感受，确实是不堪忍受，比死还可怕。不杀人不能平息，无法安定，因为“毒蛇”在日夜醒着。

这里看到，源于性爱而以“无限忠于我”为占有原则的一元化的纯情，乃是中国人最深层次的、超稳固的、和身体和“内脏”相连的专政式情感，是人与人相粘连的自然精神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或生存命脉。正因为没有任何人动摇和怀疑这个核心，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改变这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或敢于否弃这一捍卫这个世界、维持着这人间表面秩序的最后的理由，因此顾城的凶杀就有了理由。而这由暧昧、昏聩、漆黑一团的贞节所酿造的纯情煎熬、皇帝式的洁癖和痛苦，这种被道德淫威控制、千遍万遍一律坚守着的一败涂地中的强硬，就是顾城用以“触及人们灵魂”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是他杀了人而又觉得“平常”（“在爱中，死是平常事”）的根据。“其实我这么凶都是没有办法。”

这种被“酸液”和“毒蛇”腐蚀着的为贞节受苦的纯情，是中国人的感情“底线”，是道德文明的“善”的背景。顾城的凶残和痞，并不是什么一时的迷误或“走火入魔”，而正是他的纯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纯情“是一个婴儿，也是一个野兽，它浑然无觉地要离开这一切，到那充满精灵的野蛮的世界中去”。在这里可以触目地看到，人们以感情、以占有贞节为基础的“爱的悲剧”，是如何过渡为生存悲剧的。正是这种超稳定的蛮痞纯情，使“我”无法脱离或背叛集体而不得不皈依群众，“我”永远无法退出这整个情感实体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人：“我”只是“我们”的一个依附性的器官而非自由的个体。

顾城事件后文坛上一片唏嘘，大多数文字都是对他怀念、同情、为他开脱解释，和颂扬他，甚至对他更为崇拜，说他“为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和坚定性”，“为诗意的终极价值而献身”。即使是对他的凶杀持反感的文章，也并不对他的“爱”去作深入分析。而一位著名的朦胧派女诗人在《北京青年报》上以告诫的口吻说：“不要打扰顾城了。”显然同情这“诗人之死”。可见，对有着道德感情的人们来说，纯情必然成为痞——或直白地说，纯情就是痞——这一真理，是深深埋藏在心灵的“无”中，而极难意识到的。这正如顾城要杀掉妻子却从来不说、说不出，而纯情的妻子也万万没想到一样；正如我们生活在道德之中万想不到“吃人”、总是不可遏止地要搞“千百万人头落地”，又总是不能寻问它的原因一样；正如在中国，道德的高潮必然是杀人（“阶级斗争”）的高潮，而高潮一过就再没人去追究和“打扰”一样。无尚讽刺庄周从顾城的诗中发现“埋下了杀人的伏笔”是“哥德巴赫猜想”，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记忆，愿意反思，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诗一样的浪漫历史上，时时、处处都有凶险的“伏笔”，每个人都生存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而从不感到奇怪。

其实，“痞”并不只是霸道行凶，不光是表面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是一种深入膏肓的病。《辞海》1984年版2138页上，有“痞”字的明白解释：
痞，病名，胸中懑闷结块的病。《伤寒论辨太阳脉证》下：“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南齐书虞愿传》：“（帝）食逐夷积多，胸腹痞胀，气将绝。”

又“痞塞”条：痞塞，阻滞不通，同“否塞”。《素问五常政大论》：“其病留满否塞。”宋史堪《史载之方》下《为医总论》：“……忽隔绝痞塞不通，忽空虚微弱失守……”
又“痞块”条：腹内痞结成块之病。……按即慢性脾脏肿大之症。

当然，要断定“可汗”的脾脏是否肿大，在大发脾气“触及灵魂”时是否特别肿，是必须通过透视解剖或化学实验的。而热衷于使用暴力窝里斗的人，其“气痞”而心胸“懑闷结块”、“阻滞不通”而“空虚微弱失守”，显然是事实。
对于雷米的典型的忍从和奴性，顾城大加赞赏，说她有“无私的天性”、“女儿性中某些天然和谐的部分”，说她是“真心”、“光芒”，并且期望英儿被“雷的正气”感动，向雷学习。而他能够杀到手的就是有这种“正气”和“光芒”的人。顾城杀人明明是有酝酿有积累，按照纯情的必然发展而导致的，杀人时和杀人后他都很清醒、令人惊讶的是，留恋生命并不想死的雷米和他一起写作这部纯情的《英儿》，直到写完她还意识不到自己会被杀掉背叛纯情的英儿因逃离而免了一死，殉葬制度古已有之，然而、顾城在杀不到英儿的情况下，用文字回忆录来喷发他那生命里的报复火焰，“行不改名坐不改性”地披露隐私——在纯情面前不存在任何隐私——交待性交的种种细节，“破罐子破摔”，利用普遍的道德心理来置女方于天罗地网中，依靠广大群众将她抓获归案，等于赐给她一方纯情墓地。我死你也别想活，别以为你逃脱了：一个“八岁”的童话诗人，能如此无师自通而老到地与人斗并且还是与妻“妾”斗，令人叹为观止。而如此残酷的斗争性文字却依然诗情画意、文采斐然、让人们在“香气”和“花与花之间”感动而佩服这位“风流人物”，这正是几千年文明的魔力（“妖魔化”），是道德文化的绝活。顾城指责英儿“随机应变”，“能够随时改变她的感情波段”，而实际上，他自己的感情先天地包含在随机应变和各种“波段”中，一会儿恩恩爱爱一会儿要杀要砍正是纯情的特色。

在顾城这里，我们最直接、最鲜明地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纪末情绪最深处的根源，这就是以他的“女儿国”所代表的中国人的纯情梦的彻底破灭。《英儿》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再明白不过地泄露了中国人的感情和凶残、贞节和痞、或道德和“吃人”的关系结构，作为一个生动的标本，显示着中国文化的最深奥秘。

纯情是道德文化的“底线”，是我们的界限。现在我们奢谈“低谷”、“断裂”、“人文失落”，或谈起“超越”、“拯救”和“危机”等等，但我们不敢不愿谈我们的承受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深入“打扰”顾城和分析《英儿》？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暴行不能追究，凶杀的动机不能曝光？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大声地哀哭，永远只是习惯于死亡？

2001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