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哲学的矛盾结构

不管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作为近代理性思维的创始人，笛卡儿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笛卡儿打破中世纪思维方式所使用的武器是一种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实质贯穿于后来各代理性派哲学体系之中，形成这些体系于其中运动的背景及它们与经验派分庭抗礼的基础，同时也在摧毁旧的基督教神学，由对神的研究转向对人自身的研究的历史动向中造成了某些永久性的后果。另一方面，这种理性主义本身的形而上学性也导致把理性从感性分离开来并独立出来，导致笛卡儿哲学中一连串内在矛盾和他的二元论，最后导致他的哲学分崩离析。笛卡儿哲学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发展而来的，对笛卡儿体系的矛盾结构作一个层次分析，探讨其中推动整个体系运动的逻辑必然性，这一工作无论对于哲学史研究来说还是对当代哲学的继续向前发展来说都并没有过时。但它并不是“解释学”的（Her meneutic），而是本质论的；它对于它的结论并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努力总结出一般性规律，以资进一步的哲学思维借鉴。

笛卡儿哲学的内在矛盾经历了三个逻辑阶段，其出发点则是他所特有的认识论。

一、认识论

笛卡儿认识论中的矛盾是他整个体系的矛盾的基础，它是在三个发展层次上展开的：

第一层是他由以出发的“怀疑的方法”。

笛卡儿认为，人们在自己的认识中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谬误、迷信和幻觉；哲学要保证人们的认识真实可靠，必须寻找一个牢固的、经得起检验的支点；而凡是人们在认识中犯过错误或可能犯错误的那些知识类型，如感性，经验、推论，甚至数学知识，都应当受到毫不留情的怀疑。在这种怀疑过程中，一切带有具体规定性，因而也带有相对性的认识都被暂时排除了，只剩下这样一个赤裸裸的、无可再怀疑的概念：“怀疑本身”，或“思维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抽象同一律，A=A，它逐个检查人类一切知识，把那些彼此稍不相符的知识抽掉，只留下那些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东西，因此就撇开感情上升到理性，撇开一般的理性上升到更高的理性，直到上升到理性的最高抽象—“自我意识”，即“我”。

正如费尔巴哈曾指出的，笛卡儿的否定和怀疑实质上是一种被形而上学地理解的理性的“抽象”活动，这种抽象活动的最终结果是“自我意识”这个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最一般的共相。我的一切思维都是“我”的思维，这正如A=A一样无可怀疑。在这种怀疑的方法中已经奠定了唯理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基石：不是通过感性、殊相上升到理性、共相，而是把二者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靠抽掉前者而得到后者，并把最一般、最抽象的共相当作一切认识最牢固可靠的唯一的支点。

第二层是他由怀疑原则得出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

这是笛卡儿怀疑的积极成果，唯赖有这一成果，他整个怀疑才具有了肯定的意义。笛卡儿正是企图由此推出人类一切知识。但是这个命题中的“我”在笛卡儿那里却具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一方面，从严格逻辑意义来说，“我”不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怀疑”或“思维”本身，只能是包含在人的一切具体认识（感性、理性等等）之中的那个最高共相，笛卡儿靠从具体思维中撇开一切规定性而抽出了它，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名词，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但另一方面，笛卡儿又把他的“我”看作是一个在怀疑着和思维着的“东西”，一个具有思维、意欲等等“属性”的实体，它不是什么抽象的共相，而是一个可以加以规定的殊相，一个有限的对象，可以和人的认识的其它对象并列在一起。这就好象把“水果”当作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把“苹果”、“葡萄”当作这个实体的属性一样，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把共相从殊相割裂开来并凌驾于殊相之上，因而也就下降到殊相之中的结果。

然而按照笛卡儿的怀疑方法，真正不可再怀疑的只可能是第一种意义的“我”，它只不过是“作为怀疑的怀疑”、“作为思维的思维”，是怀疑和思维本身；至于一个思维着、感觉着、欲望着而且会犯错误的“思维的主体”，则正应当属于被“怀疑”之列。可是，如果把“我”的第一种意义代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我们得到的不过是“思维在思维所以思维存在”这样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它不过是重复肯定“有思维”这一简单的事实。对这个“我”或“思维”的任何具体规定都被笛卡儿排除了。他自己也承认“这里只不过是通过直觉的活动承认一个简单地给与的事实”，而不是推论。从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肯定出发是什么也推论不出来的。可是笛卡儿却想从中推论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这样，“我”的第二种意义对于他就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意义并没有经过“怀疑方法”严格检验，而是依靠偷换概念，利用“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所造成的“因果关系”的错觉得出来的。这个命题从字面上看确实使人误以为“我”‘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思”和“我在”是两种不同的事实。康德却尖锐地指出：“这个‘我’固然在一切思维中，但此观念并无丝毫使‘我’与其他直观对象相区别的直观痕迹，从而我们固然能感知此观念不变地表现在一切思维中，但并不能感知它是一个思想在其中作为转换者彼此接替的常住而连续的直观”。其实“我思”与“我在”本来就是一回事。笛卡儿却把“我”从思维的最高共相（我思）降到了一个具体的、可以进行规定和独立考察的殊相、即一个有限的不完满的“东西”的地位，这就为他从这一命题中推出一个其观念比“我”更完满、因而存在于“我”之外的上帝，扫清了地盘。

第三层是他由“我思故我在”的论述中所得出的“清楚明白”这样一条普遍的认识规则。

可是，如果说笛卡儿上述含混的思想中真有什么清楚明白的东西的话，那么这只有那种“同义反复”。还有什么比同义反复更清楚明白、但也更无用的呢？但笛卡儿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自以为从“我思故我在”中不仅可以引出同义反复的清楚明白，而且可以引出这样一些清楚明白的东西：观念是“一些映象，其中有一些表象着一个东西，有一些表象着另一个东西”；“事实上那些向我表象实体的观念毫无疑问是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客观实在性”；上帝观念则包含最多的客观实在性；原因“至少应当有同它的结果中一样多的实在性”。显然，这样一些“清楚明白”是决不能从“我思故我在”中引出的；恰恰相反，它们与笛卡儿用来达到这一命题的“怀疑方法”直接相矛盾，因为被怀疑的正是除怀疑（思维）本身之外一切观念的实在性，正是这些观念的对象的客观性。笛卡儿辩解道：‘观念’这个名词，在这里是有歧义的：因为可以把它实质地了解为我的理智的一种活动，在这个意义之下，是不能说它比我更完满的；也可以把它加以客观化，了解为这种活动所代表的东西，这个东西纵然并不假定它存在于我的理智之外，可是凭它的本质说，却仍然可以是比我更完满的。但是，正是笛卡儿自己利用观念的两种歧义从一种清楚明白（观念是“我的理智的一种活动”）偷渡到另一种清楚明白（观念表象客观的东西），以便摆脱他同义反复的困境，从而引出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来。

二、上帝存在的证明

在前此论述的基础上笛卡儿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证明。他认为，既然上帝观念是表象一位最完满的造物主，它因此也就具有最高的完满性；而这种完满性是不完满的“我”所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上帝观念不能以“我”为原因，只能以我之外某个最完满的东西为原因，而这就是上帝本身。在这段推论里笛卡儿从一大堆有歧义的观念中选取了他所需要的那种含义：他从“观念”中选取了“客观化”的意义，从“我”中选取了有限的思维主体的意义，从“清楚明白”中选取了因果律的意义，从而使他的这一套证明带上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推证”的假象。然而，上帝的观念本身也不过是一个观念，它所具有的完满性也不过是观念上的完满性，就它是一个观念来说，它与任何其它观念没有区别；它可以被思想为在我之外存在，但它事实上永远也超不出我的思想；它在观念上可以比有限的思维实体“我”更完满，但永远不能比作为思维的思维、作为“自我意识”的“我”更完满。笛卡儿证明的不过是上帝在“我”中（在思维本身中）存在于“我”之外（思维主体之外），即不过是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一个“上帝存在于我之外”的观念，或者说：有一个最完满的上帝观念。因此，这个“证明”（即这个肯定）无非是由“我思故我在”的同义反复中直接引伸出来的又一个同义反复，是在肯定了“我的一切观念都是我的观念”之后又肯定“我的上帝观念是我的观念”，肯定了“有思维”以后又肯定“有上帝观念的思维”。

笛卡儿还有另外一个证明：“当我更仔细地思想到上帝时，我却明显地发现存在并不能与上帝的本质分开，就象[直线]三角形的三只角的和等于两直角不能与它们的本质分开，或者山的观念不能与谷的观念分开一样。”这个证明比上一个证明更简洁，其实质也暴露得更明显。在这里他并没有提到“能思的我”的不完满性以及原因大于结果等论据，而只需要有一个能够“更仔细地思想到上帝”的“我”就完全够了。这个证明是前一套证明的实质，它也就是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原初形态，而前一个证明不过是伪装得更巧妙一些而已。

因此，不管绕了多少弯子，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无非是从我心中有一个最完满的上帝观念“推出”有一个上帝存在于我之外。这种证明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就笛卡儿的本意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仅仅证明了上帝在他思想中的存在，他没有发现自己证明中的逻辑错误。从逻辑上说，他的上帝实际上并非从“我思故我在”中推出来的，而是离开“我”的一切思维而另外设定的，武断地肯定的；这种武断地肯定既然与“我思”全然无关，也就决不可能被“我思”所把握，他为上帝设想的种种属性（完满、无限等）对于武断地肯定上帝存在并无必要，就象设想一个岛屿的美丽对于肯定岛屿的存在并无必要一样。于是，笛卡儿的上帝对于思维来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非理性的对象，人并不能认识它的本性，只能够相信它的启示“如下凡投生，三位一体等神秘之事”。在这里笛卡儿放弃了理性证明，跌回神学迷信的怀抱中去了。第二，如果笛卡儿严格地按照逻辑推论，他就会发现他的证明只是肯定了“有一个上帝观念”这个事实。他对这个“上帝”所作的一切描述，都只是对这个“上帝观念”的描述，只是把这个观念在人的思想中抬到最完满的观念、实在性最多的观念的地位，而这个地位正是“我思故我在”中那个“自我意识”即“我”的地位。本来在他看来，思想中最完满、最实在的是思想的共相、作为思想的思想，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会确定的知识”。正如上帝观念一样，在思想中这个作为思想的思想甚至也比作为思维主体的“我”更完满，它也可以在思想中存在于“我”之外，因为即使我不思想到“我”，我也仍然可以思想。所以，当费尔巴哈指出：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就其真正含义而言，只不过证明：自我确定的、自我意识的思维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真正本质”，这时他是洞见了笛卡儿这个证明的秘密的。如果笛卡儿放弃他对上帝客观存在的武断的肯定，那么上帝充其量不过等于人的自我意识这一思维的最高共相和本质：上帝的完满性就是“据我所知”、“据我所能设想”的一切完满性，上帝的无限性就是人的认识的无限可能性，上帝的存在就是“我思故我在”，上帝就是“我”。但这一系列必然的结论都被笛卡儿用非理性的方式、武断的方式逃避了，因为若不如此，“笛卡儿所构造的整座大厦就失去基础和实在性了。”

但这也就为笛卡儿二元论的矛盾准备了直接的基础。

三、二元论

通过上帝存在的被“证明”，笛卡儿着手恢复他在普遍怀疑中如此不信任的认识的可靠性和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一切都由于上帝的保证而重新得到了确定。但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精神和肉体的矛盾。这二者是作为同等实在的事实而被肯定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因为被上帝同时肯定而得到调和，他不得不设想通过“松果腺”和“改变运动方向”使精神和肉体现实地统一起来，而这种自然科学的观点与他对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哲学理解便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为什么笛卡儿不能用他的上帝把精神和肉体直接统一起来，而要去找另外的中介？这就涉及上帝存在的证明的双重意义。在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中，上帝表面上是一切精神和物质的造物主，是连接主客观的中介，但实际上，上帝自身就是一个两面的东西：一方面，上帝如它在笛卡儿想象中那样是脱离人的一切思维的存在，人无法用不完满的理性来把握它的完满本质，只有相信它的启示，上帝是非理性地创造出人的精神，因此上帝与人的精神、理性处于想象的对立之中；另一方面，上帝按照它的非想象的、真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之内的精神存在，它以精神的形式参与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它在这个对立中代表精神一方，它只是在观念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创造出物质世界，笛卡儿并没有说出上帝以怎样的物质手段创造了物质，他仅仅说明他具有“上帝创造物质世界”的观念，因此，上帝与物质世界仍然处于真正的对立之中。于是，上帝除了对于精神世界、理性是一个外在化的东西之外，对于物质世界也是一个外在化的东西，它成了隔开精神和物质的一道鸿沟。所以，笛卡儿的实体世界既没有三个实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实体，真正处于对立之中的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上帝存在的证明或者不外是空洞的同语反复。譬如，本体论证明不外是说：‘凡是我真实地表象的东西，对于我就是一个真实的表象’，⋯⋯上帝存在的证明或者不外是对于本质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证明，自我意识的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试问，当我思索它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回答只能说：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下，一切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是证明上帝的不存在，都是对一切关于上帝的观念的驳斥⋯⋯这世界对于谁是无理性的，亦即谁本人是无理性的，对于他上帝就存在。或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上帝的存在”。这段话既适用于黑格尔，也同样适用于笛卡儿。

笛卡儿哲学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开始，通过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达到客观唯心主义，又在上帝的保证下走向机械唯物主义，这个过程表面上采取了一种几何学式的“步步推证”的形式，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关健的转折点上，他的证明都不是真正的证明，而是由一种同语反复的单纯肯定向另一种同语反复的单纯肯定的非理性的跳跃。如果没有这些跳跃式的单纯肯定，他从他的出发点上是一步也不能挪动的。但也正因为他通过这样一种处处肯定的原则来建立他的体系，所以他的体系便成了一个大杂烩，其中各种对立因素互不相干地并列在一起，它们的关系是外在的、矫揉造作的、形而上学的。这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笛卡儿哲学的解体。

但是，尽管笛卡儿的世界图景的总体系是这样别扭，这样不调和，这样违反清楚明白的理性，他的二元论仍然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神学创世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成了两个具有自己因果必然性的独立体系，上帝的创造和对世界存在的保证不过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空名，在思维的几何学演绎和广延世界的力学定律中找不到丝毫上帝的痕迹。一方面，笛卡儿在对客观世界的规律和反映这个规律的理性思维的信心的支持下，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他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说话和思考时，他便成了一个清醒的机械唯物论者；另一方面，他对人类认识的主体性的积极探讨也为直到今天的哲学人类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这就是笛卡儿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包含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