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处——读王炯华著《朱九思评传》有感

王炯华老师长我九岁，说起来应该属于我的前辈，但我内心总把他当兄长看。近读他为我现在供职的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的创办人朱九思先生所写的传记，颇有感慨。该传记有年近百岁的李锐老和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序，对九思先生办教育的成就已经作了中肯的评价。我在此只想以一个晚辈的眼光，谈谈我对九思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理解，试图在革命年代和当今的改革时代之间做一种沟通，以便对我们这个民族近一个世纪以来所经历过的沧桑有一个大致贯通的理解。

我历来认为，在比我更年轻的人中，像我这样能够同时理解革命年代和改革时代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所谓的“革命年代”，包括我的父辈们曾经拿性命去拼搏的那个革命战争年代，同时也包括1949年以后打着“革命”的旗号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而“改革时代”则是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革命”话语逐渐淡出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交接，在中国当代史上应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也就是从道德意识形态（不论真假）统帅一切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标榜政治正确转移到谋求利益实惠、从“跟着某人走”到各人走自己的路的大转向。遥想当年，我们从学校到下乡当知青，“革命”一词在我们心目中是那么神圣，“政治上要求进步”是年轻人为人正派的最主要的标志。我的父母在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中，也始终坚持自己是“革命者”，是被“误伤”的真正的“左派”，认为他们当年追求的革命理想一字不改地成了整他们的棍子，这里头肯定是“搞错了”。“文革”中的“翻案”失败并进一步挨整，使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几十年来所追求的东西是否从一开始就走偏了。然而，从感情上说，他们还是属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节，我向朋友借来一台自制的矿石收音机，晚上偷听“苏修”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古典音乐节目（那时“偷听敌台”是要坐牢的），父亲走来斥责我，不说那很危险，却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令我马上关掉。

九思先生和我的父母是同一代人，曾在当时的《新湖南报》任职，我父亲接替九思先生担任报社第三任社长（第一任为李锐）。这都是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报社的人际关系和谐，朱正、钟叔河等一大批年轻报人生龙活虎，才华横溢，充满激情，同事之间不称官职，只称“同志”或“老×”、“小×”，很少官气。那时的领导干部，的确是比较廉洁，当然也是没有什么可贪的，但也与隔三岔五搞一次“运动”、打一批“老虎”有关。但1957年以后一切都变味了，用李锐老的话说：“周惠到省委不久，便派他的亲信官健平接管了《新湖南报》，将九思调到教育厅”，“官健平在《新湖南报》打了54个右派，基本是编辑部主要人员，成为全国报业之首。后来查清，官健平同他的父亲都是原福建铲共团的杀手，他父亲是负责人”。（《朱九思评传·序一》）《新湖南报》的右派集团案由此真相大白，人们总结说，这不是反右，而是“国民党整共产党”。九思先生因为走得早，躲过一劫，并得以在（武汉）华中工学院施展才华和抱负。

但我总有点怀疑，当年如果不是重用官健平，而是依靠另外什么“根正苗红”的人来做，是否事情会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全国那么多地方都发生了反右错划的冤案，是不是都是由“国民党”操纵的呢？再者，如果我父亲不是被排挤，而是由他来主持报社的反右斗争，是否就不会出现冤案呢？显然，问题还可以往深处挖。即使是由于“坏人当道”造成了历史的悲剧，也要追究为什么总是“坏人”当道。即使是九思先生这样的好人，创办华中工学院后不久遇上“反右”，也只能尽量减少一些“误伤”，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相对说来，华工的‘反右’又还比较平稳。他们的右派人数不是流行总数的5%，而是不到3%。然而即使这样，1980年落实政策表明，除一人因组织政党并从事政党活动……而不能改正外，其余237人全都属于冤假错案”。（第64页）身为华工的领导，“他的确没办法，但的确有责任”。（第68页）

九思先生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这样的干部今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好，他采取了铁腕手段办学。当然在政治上自己不能“犯错误”，否则再好的想法也不能实现，而会被人扳倒。他的独断专行在华工是有名的，而且事必躬亲，在他手下当干部没有哪个不怕他，学生们背后曾把自己的学校戏称为“华中神学院”。但他的确保持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人的那种清廉作风。他身为一校之长，自己的儿女却没有一个上大学的；华工盖教职工住房，他因为自己在省委已有一套旧房子，便放弃了在华工的更好更大的房子。前年我曾去他省委的家看过他，那是一套很小的三室一厅，大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的，住得还不如我的宽敞。在个人私德方面，他无可挑剔。而在事业方面，多年来他如履薄冰，尽量减轻损失，扩充学校的实力，可说是做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能做到的极限。自从他白手起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以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追赶的目标，把华工办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并将这种理念传给他的继任者，将没有任何历史积淀的华中工学院折腾成今天在国内外著名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确不容易。九思先生爱才如命，1981年，武汉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他托人带信给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研二的我，请我帮他推荐几位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他那里工作，以组建哲学系。我推荐了黄克剑和陈家琪（这两位今天都是国内哲学界顶尖级的名教授）。可惜的是，不久他们又相继离开了华工。我常想，如果没有政治的干扰，华工今天的发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恐怕早已实现“国际一流大学”的理想了吧？

但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为什么一个如此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脚踏实地的领导干部，辛苦经营几十载，却仍然没有能够把一所大学办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呢？就算是有意识形态的运动，那些运动的出发点不也是为了让大学的方向更加“纯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克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什么就老是赶不上人家呢？现在有两种倾向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一种是全盘否定当年的理想主义，认为整个事情一开始就错了，人们想要用一种理想化的制度代替现存的制度，结果却并没有跳出腐败的周期律；另一种是觉得当初的理想被人为地歪曲和利用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返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表面化的。首先，我觉得对当年的理想主义是不能简单否定的，任何一个热血青年在当年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都不可能不起来反抗、起来大声疾呼，要批判和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在这方面，我深深理解我的父辈们那些高尚的思想和行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当年的单纯和幼稚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幼稚，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幼稚。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太单调，几千年来都只有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循环更替，我们没有想到从西方传入的现代社会设计理念会经历如此诡异的悖谬。所以我的态度是，既不能抛弃对待历史的理想主义，但同时也要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彻底的反思，研究这种理想主义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的，而不是归咎于几个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如果我们否定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起点，我们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进步；但未经反思地回到起点（且不说能否做到），我们又会陷入新一轮的循环。

去年春节，我回长沙看望89岁的老母亲，我妹妹帮她录了一盘延安时代和解放区的老红歌，每天都要放一阵子。那天早上，母亲站在厅当中，突然放开喉咙唱起《兄妹开荒》来。听到她那本色的声音，我的心颤抖了，眼泪涌到了眼眶。但我不跟着她唱，就像我今天已经不再唱下乡时那些豪情满怀的歌了一样。我知道，那些歌代表了她的时代，她的生命，她是在唱她自己。而我之所以不唱红歌，不是因为觉得那些歌不好，而是对我自己的时代和我那时的思想进行了一番批判，是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