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视野下的性别问题

今天这个话题，我是基本上没有准备过，前几天廷国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谈一下女性的问题，我当时就说我对于这方面并没有研究。他马上就说，您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的。我才想起来，大约十几年之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女性的文章，叫做《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那个时候考虑的问题是相对比较窄的，就是从中国的戏剧为什么总是男人扮女人，或者女人扮演男人入手，去探讨十几年前开始兴起的女性主义的思潮。我原来只是泛泛考虑一下，今天来的时候，听说正式的题目是“社会公正视角下的社会性别问题”，没想到居然歪打正着了，恰好我想的也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法权的、权利方面的问题。我本来对女性主义的思考，一个是女性主义，另一个是关于中西两性关系之间的比较。首先我想先谈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
去年我在北京的时候主持过一个讨论会，就是荒林和翟振明他们搞了一个女性主义和哲学的对话，出了一本书。翟是中山大学著名的哲学家，由我在中间主持，讨论这本书。他们两个人都在场，我也讲了几句，但是没有说太多，主要还是关注大家的讨论。荒林跟我很早就认识，她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研究在国内是比较有名的。我发现她不太愿意提“女权主义”，更愿意说“女性主义”。她觉得女权主义太可怕了，好像女性要掌握“权力”，要掌握一种话语权；而女性主义则相对比较温和一些，从性别的角度来谈性别关系，比较亲切一些，而且也比较有身体感受。我当时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权主义”其实是有歧义的，什么叫女权主义？在汉语里面可以理解为，女人要掌权，权力power；另外一种就是女性的一种人权，权利，right。在普通话里面，权利和权力是很难区分的，说武汉话就很好区分。如果从权利角度看，我觉得女权主义比女性主义更加贴切，因为女性主义完全变成了一个性别问题，我觉得就失去了“社会公正视角”下的性别问题的意义。一个社会的公正是什么？right就是公正、权利和正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是社会性的，但不是power。Power相对来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right则是人人都有的，人人平等的。在这个概念下来研究和考察女性的地位，我觉得更加贴切。我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我认为，女性主义的提法对于问题的实质是有所模糊的。我觉得荒林的思想也是有点儿模糊的，虽然她不太赞成女权主义的说法，但是她的女性主义就已经够“女权”的了，好像处处要跟男人争权力争地位，有争权夺利的意思，她和翟振明的对话就是处处在吵架。他们两个人合著的这本书，北大出版社出的，里面是通篇吵到底，荒林说，自己都快要休克了，跟翟振明两个人都是声嘶力竭，有几天都失音，说不出话来。我想大可不必到那种程度，女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谈的，有误解可以解释。应该是建立在跟男性平等权利的基础之上来谈女性问题，不能够只是理解为谁控制谁、谁支配谁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一个通病，一个比较普遍的毛病——认为是在争控制权。比如女权主义，你要说控制权，最理想的模范就是武则天。刘晓庆演武则天，唱的那句词：“天下第一君，是个女儿身！”好像是为女人争了一口气。其实武则天到底是不是可以为女人争一口气，这是一个假问题。丧命在她手下的女人太多了，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真正的女权主义和人权是分不开的，我的看法是，女权主义实际是人权或者人权主义的一个副产品，或其中一部分，必须在人权的基础上提出来。如果不是在争人权，仅仅在性别的角度上来争女性的权利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女性解放是以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为前提的。马克思曾经引用傅立叶的一句名言就是“女性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杆标尺”，这个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为什么说是一杆标尺呢？社会解放到什么程度，女性就解放到什么程度，女性之所以没有解放，正是因为人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女性没有权利是因为人没有权利，一般的人没有权利。如果一般的人有了权利，女性就自然也有了权利，当然可能也不是马上，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说西方女性的投票权也是不久之前才争取到的。但是人权这个观念从启蒙运动以来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说女性要争取到一个平等的人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至少她是应该以人的解放为前提的。
一般讲女性主义，如果只是纠缠于女人的性别特征的话，要求在性别上和男人平等，甚至是要求比男人更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表面化的观点。仅仅从性别上看，上次北京的那个会议上有人提出来，有一种所谓的“社会性别论”，也就是说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当然一般而言，女性的社会性别就是女性，但也不一定，有的女性的社会性别反而是男性，如武则天；有的男性则反之。比如说屈原，他的社会性别就是女性，他处处把自己比作是“怨妇”，比作“香草美人”，他为楚王自杀就有点儿像妻子在家里呕气了，用自杀来报复男人一样。而在中国社会里面，往往这种倒置的情况还比较多，很多人到中国来，就会觉得中国的女性好像是比较解放的，跟男性有更多的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妻管严”的情况多得很，尤其在80后、90后一代这种情况就更加多了，因为中国的男孩儿从小被家庭看得太重了，把他当做女孩儿来培养，就会无形中被培养成缺少男子汉气质的人，所以他们的社会性别更多的是女性，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而武则天的社会性别就是男性，因为她是“天下第一君”嘛，她是皇帝，是君王，她处处都是以男性的规则来处理天下大事，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这在历史上，是被正统的文化所贬斥的，认为这是不正常的。那么如果女性主义仅仅停留在女性性别的角度，而不是上升到普遍人权的角度，就会产生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对于性别的事情特别过敏，包括以前有一段时期，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女士优先”都特别不能忍受。当然西方的有些女权主义也是不能忍受女士优先的，我觉得这些都有点儿走偏了。“女士优先”是根据男女的性别方面的区分，因为男性比女性要强壮一些，所以在很多方面他要学会照顾到女性。但是这个照顾其实是不涉及人格问题的，不涉及人格屈辱的问题，这仅仅是一种比较外在的，身体上的一些差异而已，你一定要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什么优先，男同志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要做到，那实际上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损害。所以中国的这种女性的男性化，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男女的平等，实际上是男女不平等。什么叫男女平等？就是指根据身体状况，尊重身体状况，要与之相符合地提出在尊重身体状况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其平等的共同发展的条件，这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以女性主义就没有摆脱这样一种局限。
中国过去往往有这样一种男女平等的观念，自古就有，比如像花木兰这样的女英雄，五六十年代就十分鼓吹这种观念，使得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发展到了极致。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男同志能够做到的事情，女同志照样也能够做到。那个时候，农业学大寨，成立了很多“铁姑娘队”，比男的还要更加厉害；改革开放以来，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女强人”，电视里面经常鼓吹的就是“女强人”，或者是“警花”等等，这是男男女女都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网络上面还有“中国最美丽的警花”、女兵、女飞行员等等。当然实际上这些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在欣赏她们的人格状况的时候，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标准，女的和男的都要做一样的事情，甚至要强过男人。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面很多这样的情况，女掌门人、女侠等等，不超过男人誓不罢休，这是特别吸引人的。实际上，这样的审美标准和评价标准都是男权社会的，都是以男人的眼光来看待的。当中国男人具有女性化的社会性别的时候，说通俗一点儿，就是中国男人不中用的时候，就特别欣赏这样一种女强人的形象。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我认为是不尊重女性的一种表现。她们认为女人本来就是弱者，要改变这种弱者的形象，就必须在性别方面跟男人去比较，即男性化。通过男性化试图改变女人的弱者的地位，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把女性看成一个弱者。女人到底是不是弱者呢？从身体上来说，女人在体力上不如男人，仅此而已，在精神上和脑力上则不一定。然而体力上弱于男性这一点儿，仅仅是在靠体力打天下的时代，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文明的时代了，体力的差别已经不成问题了。人类社会和动物弱肉强食的社会是很不一样的，在一个法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公正已经建立的社会，体力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不单单是体力弱的和体力强的在人格上、智力上和能力上是平等的，哪怕对残疾人对弱小者、甚至对弱智的，我们在人格上也跟他们平等。所以说，你只是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的话，就不符合公民社会了，公民社会是人人平等。只要你是一个人，只要你有自我意识，那你就有人权，你就有发展自己的平等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女性主义观念方面的误区，像荒林基本上就是通过批判男性来表现她的女性主义，把男性和女性当做势不两立的敌人来对待，其实这种观念仍然是没有脱离男性的视角。如果从女性的性别角度出发，我认为女人天生的气质不是攻击性的，这个国外也有一些人类学的研究。这是自然造成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来，攻击性的事情都是由男人去做的，女性由于要担负生儿育女的责任，所以她的社会角色扮演是比较温和、保守和维护型的。无论中外，这样一个性别定式都是共同的，男主外女主内。如果是女主外男主内，一般来说就是不正常的，当然以今天的社会来看，也不是什么不正常。但是由于长期地、历史地形成了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是相对比较合适的，比较适合性别的角色和条件，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做很多的文章。一般来说，女性的气质是比较倾向于和平的，不是要和人家去斗，而是要好好地收拾家里，保持一个群体的和谐，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当然如果有妻管严或者是女强人，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当今社会已经有了变化，和原始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要根据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的气质来定。
我还想具体来作一个中西的比较。西方讲女权主义，他们是在普遍的人权被认可之后才形成起来的，在中国就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中国历来就没有人权的概念，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这个概念的出现。要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保障每个人的人权。但我们现在还在进行过程中，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这里我想谈我前不久在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叫做《文化差异——还是中国男人好》，副标题是“中国丈夫和美国丈夫，一个女人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女人的自述。她是中国人，原来有一个中国丈夫，后来离婚之后就到西方去了，找了一个洋人结婚，现在住在德国，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应该算是一个成功者，在德国已经立足了。采访的人问她这个店是全靠你自己赚钱开的，还是洋丈夫给你钱开的？一说到钱，所有在座的中国女人全像有人用刀子捅了她们，如下的话是几个女人说的，分不清是谁的倾诉，谁的抱怨，谁的感叹，这是集体的呼声，集体的声讨：

“···有人说美国男人再亲切再温柔，别想动他们的钱，说好听点儿这叫他们的文化，事实上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谁也不动别人一分钱，一家人出去吃饭，自己付自己的账单；他们连给父亲送葬回来，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都自己付自己的一份；母亲节请母亲吃饭，父亲作陪，父亲都得自己付自己的账单；我嫁给洋丈夫之前，我也知道美国夫妻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房租、水电、电话费都各付一半，但我的思想准备还是不足。那是我们刚结婚的日子，我俩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正好我们的双人床床头灯泡坏了，因为我们的双人床两边各有一个床头灯，而坏的灯泡在我这边。交款时他把他需要的东西全用信用卡付了，这个灯泡让我自己付钱。我当时真的不是装糊涂，实在是没有那种思想准备。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在这张床上，多少甜蜜的好话，生生死死，肝胆相照的许诺，幸福的我呀，陶醉在被爱和去爱的氛围中，我曾自豪地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可这时···我的脑袋嗡了一下之后，我一声没吱，就从兜里掏出99美分。虽然我当时没翻脸，但心里立刻乌云密布。以后他再拉我的手，抚摸我的头，那份温柔和甜美的感觉全都荡然无存。而后我和他躺在同一张床上，看见我这边的床头灯泡是我自己买的，而且是我必须自己买的，我感觉不到他身体的体温，他实在是会爱、会体贴的那类男人，热情到极致，顺从极致。但我实在过不了这样的日子，算得那么样细，清清楚楚，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要翻脸。”
“···离婚后我又嫁给了中国男人。我们的钱从来都放在一起，他从来不管钱，他嫌麻烦，我也不控制他花钱，谁也不在意，谁花多了，谁花少了。这样的夫妻才像个家。我真的很赞美我们中国家庭夫妻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这是大部分美国夫妻生活中少有的美德，他们太强调自立，靠自己、为自己。我们说夫妻白头到老，海枯石烂心不变，他们不理解，也不接受这种祝愿。他们两个人甜甜蜜蜜的阶段，就用法律公证自己的财产，离婚时是属于自己的，对方不可拿走任何部分。因为他们在‘经营’婚姻时，稍不称心，稍不如意，绝对半点不忍，立刻分手。”
“中国男人再穷，再寒酸，再小气，也没有这么恶心的，中国男人和女人出去吃饭没有一个中国男人让女人掏钱的。中国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也表现在对女人的关怀呵护上。中国男人花女人钱是被人看不起的，而美国男人花女人钱并不在意，即使你的经济地位比他差许多，只要你请他吃饭，他肯定绝对不谦让。”
“西方男人太注重表面。实际中国夫妻离婚后在内心深处彼此的怀念比美国夫妻分手后做朋友常来常往要深沉许多。我和洋丈夫离婚后，从法院出来他若无其事，还要请我吃午饭，那绝对不是潇洒和豁达，就是这一切都未曾感动过他的心。我就是在中国离婚后嫁给洋丈夫，又和洋丈夫离婚并和我原来的中国丈夫复婚的。有人说我是假离婚，骗绿卡。其实我的情感经历写成小说、拍成电视剧会蛮有趣的。”
“在中国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离婚后，我们都相当痛苦，其实我们俩都深爱着对方，但那时我们不知道怎样经营婚姻，当然更不会包容、谅解对方，处处希望顺着自己。离婚后心里非常失落，害怕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有一次听说他病了，住院手术，我让儿子给他送去2000元人民币，我在心里祝愿他早日康复，也没去看他。我第二次的洋婚姻才让我体会出前夫对我的真爱和我对他的真情，所以我不顾一切和洋丈夫离婚又和前夫复婚。”“我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满伤元气的，但我现在是真幸福，这种幸福是一种悟性，我悟出来我现在和中国男人过日子是真的好幸福！因为我们的心的边边角角都可以贴在一起，我们之间说不说‘谢谢’，说不说‘请’，真的不重要，那不过是个语言符号。他也不给我送花，也不给我送礼物，但他内心对我的那份依恋，比说那些‘请’、‘谢谢’重要多了。”
“有人说‘请’、‘谢谢’这是文明，认为什么都不说就是粗鲁，人们都跟着这么说。文明和粗鲁是一种文化概念，定义由人定。我们中国夫妻之间从来不说‘请’、‘谢谢’，也不当着众人面亲吻、拥抱，但我们夫妻感情踩在真诚的韵律上。和洋人结婚，开一把洋荤，过一把瘾，如今我们太珍惜中国家庭的伦理观念了。”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看到后当时就下载下来了。这是一个中国女人，和自己的中国丈夫离婚之后，跑到西方和洋人结婚，结婚之后又忍受不了，这种情况很多。我还看过一篇小说，也是一个外籍华人女性写的，叫做《天望》，也是讲一个中国女性和洋人结婚之后，有很多文化上和背景观念上的冲突，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无意识的，你就觉得受不了，甚至觉得恶心，没有办法的话就只能离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想作一点儿分析，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冲突，你不能说那个男人怎么样，这绝对不是坏，各人付各人的钱这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他从小就已经形成。你可以不赞同这种观念，但是你一定要去理解他，就是当他要求你买自己的那个灯泡的时候，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他不是小气，是尊重你，他如果帮你付了钱，他觉得就是对你的不尊重，而如果丈夫对妻子不尊重，这个婚姻就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如果丈夫把妻子看做自己的一部分，什么东西都由他包了，什么东西都是他来付钱，在他看来这就是对妻子的不尊重，所以他特意要留出这个东西来给妻子付钱，他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中国女性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一家人，还要分什么彼此吗？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你跟洋丈夫结婚，你只能说你自己受不了，你不能怪他虚伪，怎么坏，没有这回事，他是很真诚的，只是你与他观念不同。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男性——特别是近代现代以来的男性，古代的男性应该还不是这样的，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从个人人权确立以来，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西方的男性比较喜欢独立的女人，否则就会觉得这个女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像中国人所说的“藤缠树”——刘三姐里面唱的就有这个歌词，从来只有藤缠树，哪个见过树缠藤——西方的男人就会觉得有负担。西方的男人如果找的女人就缠住他了，他就会觉得精神负担非常重，倒不是经济负担问题，觉得一个人的灵魂寄生在你的灵魂之上，就会让人觉得很沉重。有的时候，他觉得一个人都承受不起，还要承担两个人的灵魂，还要给两个人拿主意，这个就太沉重了。
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首先在经济上要保持距离、保持独立，经济上一旦独立了，那么人格上也就独立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我们是因为两个人两情相悦走到了一起，但是也是可以随时分开的。当然这与基督教的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基督教在教堂结婚的时候，神父都要说，你们将来要相守在一起，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疾病还是健康，你们都要不离不弃，然后两个人分别就说“我愿意”。当然这个观念有，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两个人结婚，前提是“我愿意”，而为什么愿意，是因为彼此相爱，是自由意志，是情感，这个原因使得两人结合到了一起。他们的初衷是想白头到老，是有这个预期，真正的正常的婚姻都应该有这样一个预期的，但是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预见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说西方人在这些方面还是有所预见的，不像中国人这么喜欢自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一辈子卖给你了，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就不能抛弃我了”。中国人的这种算计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欺，谁知道十几二十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谁都不能确定以后还会遇见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矛盾，谁都不是上帝，谁都不能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依靠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是让自己相信，可以说是靠一种自欺来维持的。西方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首先在经济上保持一种距离，是他们不愿意自欺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考虑就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人，他保持距离是一种尊重。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疏远，但是西方人就是一种尊重，他害怕伤害女性的自尊心。如果你在经济上把两个人的财产放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男人的，哪个是女人的，那就有可能使女人觉得自己失去了根基，因为女人的独立还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鲁迅当年就提出，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当年易卜生有一部著作叫《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忍受不了海尔茂的大男子主义，海尔茂完全把娜拉当做自己的小鸟，他的玩偶，后来娜拉发现这样一种关系之后就决定离家出走。鲁迅因此就写了这样一篇讲演，内容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部剧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中国的女性，应该说挪威的易卜生把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带到了中国。挪威就是女性主义的发源地，从易卜生开始的，他的《玩偶之家》在世界范围有影响。但当时鲁迅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之后能怎么样，她没有经济独立，那么她只能去死，她要么只有在风雪交加中冻死饿死，或者只能去当妓女，因为她没有别的本事，经济上不能独立。鲁迅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人们还是没能解决。娜拉走了之后，到底怎么样了？当然事实上是解决了，我们从5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男女平等了，女的也可以出来工作，也已经经济独立，在法律上也承认了女性的继承权，这些都和男人是平等的，女人的财产也是独立的。鲁迅当年提出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经济独立才能够真正实现男女的平等，这样一种观念在今天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这里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西方人就是坚持这一点，保持经济独立，从一结婚开始就要经济独立，不是说走了之后才开始有经济独立的意识。经济独立是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的一个自尊心的根基，私有财产、私有制是西方的人格意识之所以建立和独立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个物质基础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上，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上，那么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区别就在于，经济独立本身就包含着人格独立的成分。你损害了他的财产，并不只是损害了他的利益，而是损害了他的人格和尊严。所以西方男女之所以要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实质上有自尊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合在一起用，而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虽然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但是我们还分别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西方的男人经常要感到和自己的妻子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妻子经营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生意或者开自己的店，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两个人合力去办一件事情，这样自然就有一定的距离。在中国的通常的模式就是：男人在做事业，女人就夫唱妇随，帮着男人去做，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女人”；但是西方人经常就有意识地要妻子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有这样的观点，就因为是夫妻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产生一种神秘感，才会有一种神圣感。我们知道西方的男人对于自己所爱的女人是有一种神圣感的，这和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哪有人说自己对自己的老婆有神圣感呢？西方人就很崇尚这个东西，这跟他们的骑士精神有关。那么如何才能保持一种神圣感呢？如果女人的一切东西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他就是你身上的一部分，那就没有什么神圣感了。
在鲁迅的《伤逝》里面，说男女主角结婚之后，“我读遍了她身体的每一部分”，这样就无所谓神圣感了，因为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身体，至于她的灵魂，就是一片空白，灵魂没有什么要读遍的，只要你嫁给我了，你的灵魂自然就归我了，再没有什么可读的了。西方人的观念就不同，他们特别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常常给自己新鲜的感觉，能引起爱情的冲动，因为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爱情才有真正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是马克思承认的一个原则。西方人普遍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才要保持一种适当的神秘感，她也有她的领域，那个领域是你所不熟悉的，虽然你熟悉她的身体，但是她的灵魂、她的事业、她的思想是你不完全了解的。那是一个无底洞，那是一个小宇宙，你怎么能够完全把握你妻子的思想呢，你怎么能够穷尽她呢？只有这样他才能产生一种爱的冲动。我们说西方人有一种征服欲，包括对女性、对自己的妻子，也要时刻有征服欲，才可能有爱情，我又发现妻子有些方面是我不了解的，她又有哪一方面的能力和才华，令我吃惊，这样才总是有新鲜感，时刻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我们中国人受到西方的小说和诗歌的影响，也想去崇尚西方的浪漫，但是那都是假的，你一结婚就知道了，一结婚就没有什么浪漫可言，结婚之后就是过日子，哪有什么浪漫。但是西方人不同，结婚之后还是很浪漫，他们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他们就觉得没有意思，这个婚姻没有意思。但是中国人的夫妻感情就是不同，中国的夫妻所习惯的是完全的占有和被占有，但是一旦完全占有了，就没有新鲜感了，就完全属于你了，你想如何就如何，没有出乎意料的、令人惊喜的东西，也没有浪漫。但是中国人恰好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想的夫妻：没有隐私、互相透明、合为一体。这也就是我刚才读的文章中所崇尚的中国式的夫妻，当然它有它的味道。中国人几千年的夫妻就是这样过来的，大家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大家是一体的，不分你我。不光是夫妻之间是这样，我们兄弟和朋友也都觉得应该是这样，不分你我，互相之间没有什么隐私和隐瞒，那才是好朋友，这些都是和我们中国人际关系的观念是一致的、吻合的。我们没有人权的、人格独立的观念，没有个人隐私的观念，反映在夫妻的关系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当然，我们刚才读的文章里面的那个中国女性，如果能够跟她的洋丈夫生活的时间更加长一些，比如说生活几年或者十几年，她可能会对洋人的爱情观有所理解，因为他们刚结婚就离婚了，她还来不及去体会西方文化，他们的那种婚姻观和爱情观以及他们的情调。所以回过头来，她还是觉得中国男人比洋人强多了，更适合中国的女人，更加符合我们的习惯。其实洋人也有对于爱情至死不渝的例子，也有对爱情很忠诚的，我们在电影和小说里面都看到过很多，那不是假的，现实生活中西方人也有很多厮守了一辈子，到老了一直互相爱着。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不太会说“海枯石烂”和“永不变心”的誓言，他们都只是在结婚的时候，由神父来说，他们只说“我愿意”，他们有维持婚姻的自由意志和承诺。我们要注意这种承诺，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我们中国人谈及契约，就会觉得冷冰冰的，如果在兄弟和朋友之间借钱要订立一个契约，那么就是见外了。一谈到契约，就会觉得这不像一家人的做法，所以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契约的。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口头承诺就够了，如果还要求写一个字据的话，那你就是见外和生分了。但是西方人对契约看得很重，因为他们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契约在他们那里并不是生分的体现，而恰好是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一种契约。也有些人不承认这一点，比如说黑格尔就觉得夫妻之间不存在契约，只有市民社会才是契约，一个家庭里面没有契约。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有这种观念的，就算一个家庭里面没有订立契约，但是还是有契约的精神存在：我答应过的就一定要遵守，在婚礼上说了“我愿意”，现在就不能反悔。所以特别是美国的清教徒，他们的道德伦理是十分严格的。如果你答应的事情却反悔，那么你这个人的人格就不值得一提了，你在世人和朋友面前就彻底失信了，你的荣誉就要受到极大损害。所以他们轻易是不会违反誓言的，当初你既然看中了选定了和这个人结婚，那么你就要遵守自己的承诺，不能轻易地改变，所以他们把这个契约和承诺是看得很重的。这是他的信用和人格问题。所以他看契约，不像中国人有冷冰冰的感觉，相反他们觉得这是很严肃很庄重的，这是将来他要长久保持稳定的一种前提。而且也不见得他们订立契约就说明他们之间是没有感情的，恰好他们的感情通过契约维持得越久，他们的感情就越稳固。当然也有一些出轨或者感情的变化，那些是人所不能预料到的，特别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有的，但是有契约的约束，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很有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迟迟不结婚，同居了很多年，甚至已经到老了也不结婚，他就是恐怕自己兑现不了这个契约。结婚不仅仅是在政府或者教堂里面办理一个手续，大家来做一个公证，不光是这个问题，而是涉及了人格的问题。他如果不结婚，即使后来反悔了，在人格上并没有损失，一旦订立了契约，他承诺了，想改变就比较难了。
所以西方人的婚姻观念是以这个为前提的。但是西方人更加希望婚姻中的爱情能够弥久常新，要不断更新，要有浪漫的事情，要有令人惊喜的地方来丰富他的婚姻生活，这就是婚姻的养料。在鲁迅的《伤逝》中，涓生对他妻子说：“我们爱情要不断更新，不更新就会枯萎”，那只是一句话，涓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没有办法更新。因为他开始一上来就对子君完全了解了，没有更新的余地，无非就是过日子，没有新鲜的事情。所以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是空对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人是不能忍受的，他早就离婚了。所以他们强调女性在婚姻中，本身要积极主动，不要像子君那样等着丈夫来“更新”他们的爱情。爱情不更新就会枯萎，这是一个道理，但是谁来更新，怎么更新，谁都没有办法。但西方女性知道在婚姻中应当积极主动，不断地更新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不做男人的附庸，这才能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吸引力，不断地维护双方的爱情，使双方互相欣赏，互相赞美。中国女性所向往的婚姻生活与西方比较起来更加保守，更加平淡。像《玩偶之家》里面的娜拉和海尔茂的婚姻关系，那正好是中国女性的理想婚姻关系，就是丈夫把妻子当做小鸟，无微不至。我们通常听到一些女人说，丈夫对我很好。这个海尔茂对他妻子很好，但是有一个前提，妻子不得干涉他的经济事务。娜拉就是有点儿傻，为了解除海尔茂的经济危机，她去借钱而且签假名，签自己丈夫的名字，后来被发现了，要判刑，导致海尔茂对妻子翻脸。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妻子不对嘛，你干吗去签假名，干涉丈夫的经济事务。你最好是守你的妇道，丈夫的事情你不要管，丈夫的钱来了你就保管好，“外面有个扒钱手，屋里有个聚宝盆”，这是中国人理想的婚姻关系。这就是海尔茂式的在他与妻子翻脸之前的婚姻关系。中国的女性绝不会离开海尔茂的，那是她理想的婚姻，如果找到这样一个男人，那就是她的归宿，她才不希望有什么变故，更不会出走。
这种传统观念在目前这个离婚率持续上升的时代普遍感到了危机，女性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婚姻在剧变，观念也在剧变，往往感到束手无策，想去挽救，但结果总是越弄越糟。你想挽救你的婚姻，但你所做的那些举动，往往是毁了你的婚姻。比如说盯梢、监视，去找出那个第三者等等，这些做法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认为，当今社会的女性再也不可能像传统女性那样把那种婚姻关系当做理想，而是应当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公正和人权发展的阶段，适当地吸收一些西方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观念。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普遍的人权观念，就是你和你丈夫是平等的，你不是找到了一个归宿，找到了一个靠山而是你找到了一个朋友，你最好的最爱的朋友，你要把你的丈夫当朋友来看待，来尊重。尊重男人就是尊重你自己，你要使自己有魅力，不是光注重外表，更要提高内在的修养，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的能力。倒不是一定要成为女强人，在事业上要有多大的业绩，那个倒是次要的。但是你要展示自己具有的魅力，展示你的灵魂、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精神方面的各种魅力。当然，这种观念的改变不仅仅是女人的观念的改变，与男人也有关系。女人这种观念的转变要以男人观念的转变为前提或者同时并进，这与男人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虽然时代已经变了，很多观念已经变了，但我们今天男人的素质，甚至渗透在男人的血液里面的观念，仍然没有变。比如说今天的男人要找对象，一般都只重外表，没有别的。女人要找对象，一般就是房子和车子，月薪多少。这都是外表，男女相互之间一般只重外表。男人不应该只看到这一点，你要找一个女性作为你的终身伴侣，你应该找一个有内涵的，一般来说，一个理想的婚姻应更注重内在方面。对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应该容忍和支持，而不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要对方当自己的“贤内助”。普遍的社会状况和人权意识不发达就导致了我们男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相当传统的阶段，虽然在别的方面，像性开放、婚前同居等，表现得比西方还开放，但我们的头脑还是很封闭，很陈旧。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不一定相敬如宾，不一定要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客套话，但要从心底尊重对方。
当然我也不完全赞同西方人的那种婚姻观念，他们从自己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去考虑、去感觉，他觉得那就是对你的尊重了。但是他没有考虑自己娶的是一个中国老婆，还要考虑一下中国文化，至少在结婚以前要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西方人不考虑家庭背景、身世等方面，他只要目前这个人就够了，至于你的家里情况，他全都不关心，他喜欢这个人就可以和她结婚，我觉得这对爱情还是有些不负责。如果你对爱情是认真的话，那就需要对对方的身世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了解。如果对这些有所了解的话，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隔阂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就我个人来说，我也不赞同目前就像西方人那样，把财产分开，结婚时进行财产公证，然后我们各买各的东西。包括我自己也是入乡随俗，比如说我要请一个女士吃饭，我是不会让她付钱的，让她付钱确实有一点儿没面子。但你让我完全变成西方人也不可能，这里有一个过渡，至少应该理解西方人有那么一种观念，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不用大惊小怪，那是西方人的观念，甚至我也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观念是不是要改一改，我的感觉是不是也可以改一改。我自己是那样感觉的，但是我今天了解了西方人以后，我可以设想我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样就会导致文化的一种交流，从而互相理解。我们在观念上要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特别是要理解西方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基础，那就是人权，这也涉及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公正。而这都是我们将来要去的方向。我们将来肯定会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走向一个公正的社会，走向一个普遍人权的社会，所以我们在观念上也要对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有所准备。我们不能狭隘，我们不能觉得不习惯，觉得恶心，觉得恶心就不去研究使我恶心的事情了，那样不行。你觉得恶心别人不觉得恶心，别人觉得很自然，你要了解，你要看到自己的边界，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局限性，我们文化的局限性，这样才能使我们赶上时代的步伐。我们这个时代在前进，一切都在动荡之中，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那么我们未雨绸缪，先把观念的事情做好，以便在历史进步中不再固步自封。我就先抛砖引玉，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希望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高见，谢谢。

座谈会由张廷国教授作总结，并请我作最后发言：

今天的发言经过廷国的总结，基本上就是这两点，他总结得非常准确。第一点是我想把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或者性别问题等这样一些问题纳入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维权的话题里面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所引起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变局就是人的权利的问题，我们几千年来没有过这样的局面，那么引起了一些问题，性别的问题和女权主义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本来是从西方来的，正好它体现了其背后的人权问题，所以击中了我们中国社会的要害，使我们中国的妇女们突然有了一种要解放的欲望和觉悟。这个问题从五四以来一直延伸到今天，当然情况有些变化，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这个背景。西方的背景是在人权和社会体制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当代和后现代他们都有自己的具体的考虑。这些具体的考虑呢，我觉得中国也有，但是还不是当务之急，或者说还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他们是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而我们的基本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谈更高层次的问题就失去了针对性，就变成了一批怪人。我们现在的女性主义者好像都是些怪人，有的不结婚，有的结了婚以后在家里横行霸道支配男人，好像有些不可理喻，说出来有些错位。（齐海滨：西方的女权和女性主义者也不结婚。）在她们的社会是引领社会思潮的一种做法，而这种思潮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怪物，它没有西方思潮的那种启发性或者是先锋性，实际上还是处于边缘状态。她们自身的前途非常堪忧，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推进有点儿错位。所以我的想法主要是想把它纳入到这个问题内，来解决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同时将两场运动放在一起完成也未尝不可，但是要分清里面的层次。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讲，刚才易院长也讲到家庭问题应该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当然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而且他讲到博弈的问题，夫妻之间通过相互的磨合而成为了相互的均势、平衡，我也赞成。但是我想这种观念本身是来自于何处，恐怕还是来自于现代社会的一些观念，如人权平等，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如果是传统的观念，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博弈。女性你本来就该干家务这个事情，这不是男人该干的事。这不是说你不干她也不干，然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所以虽然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但是社会观念、法权观念已经渗透进来了，甚至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基础。丈夫在和妻子相处的时候，你们骨子里有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在人权上是平等的，你凭什么要我来做你不做，你如果做了那我也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磨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女权的问题仅仅放在家庭的私人范围之内来谈。
第二个方面中西比较的问题，人家会说，随便谈什么，你都谈中西比较，好像有点儿厌烦。我觉得这个不要厌烦，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因为几千年没有这样的问题，你要谈那些新的问题、当代的问题，那就是中西比较。只有中西比较才谈得清楚。在谈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西方的一切都好，这里，刚才郑丹丹讲的我比较赞同，首先没有价值判断。并不是说我们不如西方，所以我们要学西方。并不是这个意思。文化无优劣，但是文化有优势，没有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但是有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这个“势”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挡得住。如果我们中国能在将来的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内仍然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你可以不变，但是现在做不做得到？我考虑得非常现实，你展望十年二十年，你恐怕要走向那个方向，在很多基本的方向你要接受西方的东西，不然的话，社会维持不下去，你现在改革开放，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全球化，WTO已经融为一体，你还想把传统的东西封闭起来，保存起来，那是很不现实的，所以我从现实考虑，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现实考虑，我们必须预先对西方的东西要有所了解，要有同情的理解。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切都好，我们就趋之若鹜，不是这样的，那就有点儿势利眼了，西方强势我们就跟随它。而是因为将来我们也会走向这个方向，所以你不得不先要未雨绸缪，所以你先要了解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到头来临时束手无策。你必须要有一些理解，通过比较，要同情地理解，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刚才也讲了这一点，你现在要把西方的夫妻公证财产、各付各的费用运用到中国是不现实的，我家里也不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个过渡的问题，我们还处于一个转型期，像性别问题是一个最私人化的问题，不是说你观念变了就可以改变过来，观念变了你还是会觉得恶心，你还是会有你的一套已经形成的习惯、眼光。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我的这一套眼光的限度，它不是普世的，西方的那种观念也并不是完全普世的。从将来的发展前途来看，几百年之后，它可能是普世的，但是目前它不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那个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的时代的方向，因为时代不是静止的。我们几千年来都比较静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停留在静止的层面，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敞开国门，要吸收西方的东西，要理解西方的东西，不是他们的比我们的要优质，而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不可抗拒地要朝那个方向走。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民族特色，将来即使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了，我们的特色还是存在。人家西方的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也不一样，他们现在都还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中国也不会失去的。但是有些基本的、比较普世的东西我们是要接受的，那么你就要首先理解，包括婚姻关系，虽然可以不学西方那些做法。现在有些人很激进的，不光是80后、90后，当年我们那一辈人里都有这样一种狂妄的想法，就是说只要我们观念变了，我完全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其实你做不到，你还是中国人。稍微年龄大一点儿，就会知道，中国的传统的东西，甚至说你的血液中的东西，你想改也改不掉。但是我们要有预见，因为人不能总是安于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必须要有预见性和理解能力。现在全球化是不是好事，我们不管它，但是现在确实是在互相融合、互相理解。西方人要理解中国很难，中国人要理解西方也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去理解，把它划一个界限，那是西方的，我们不管。我觉得中西比较还是很重要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也就打开一个视野，如果你没有这个视野的话，没有网上这篇文章的话，一般人会认为西方人是无君无父的禽兽、野人、不可理喻的人，我们不要学他们。但是你理解的话，你会觉得他有自己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我们虽然可以在婚姻生活中间不一定去遵守，但是我们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达到相互理解。比如说农民工维权，要放在以前，那是“刁民”，按照中国的传统，你为什么要支持他，为什么要为他辩护，为什么要同情他？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你要尊重他的权利。《物权法》现在已经颁布了，但是物权法里一个很重要的灵魂的东西没有，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没有神圣性。人们随时可以违反物权法，你没有神圣性嘛，我有另外一条法可以把你解构掉。我们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以社会、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看，恐怕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儿。当然，如果仅仅立足于女性或者家庭，你也可以不管那些东西，你就谈你自己的感觉就行了，但是很多问题就不可理解，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就是想提起这个话头，希望我们谈论性别问题或家庭问题或女性问题的这些同胞们能够往深层次想一想，往更高的、更长远的地方想一想，不是仅仅停留在“我现在不舒服了”、“我现在很难受”，于是我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问题是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这个思路还可以再考虑考虑。谢谢大家！